“在这一年里，我脱离了城市繁华，同时也放下了自身的浮躁，通过给村民宣讲政策、调解邻里纠纷、化解婆媳矛盾、争取帮扶款项，以及帮群众剪枝、套袋、摘装苹果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深深感到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向群众学习是一门永远学不完的课程。” ——甘肃省“双联”干部张卫东

“‘联村联户’，‘联’的是咱们老百姓的心！” ——甘肃省庄浪县高川村村民高明军

让“果林”变果园

像许多陇中地区农民一样，甘肃省庄浪县高川村村民高玉武的一天是从一盅浓酽的罐罐茶开始的。2014年12月23日早上，高玉武喝完茶，吃一碗羊肉，包里装上油饼子，这位60岁的高川村果农来到了自家果园里剪枝。

“种苹果树，一要吃苦，二要技术。”种了十几年苹果树的高玉武在最近两年开始重新学习务果园，“冬至一过，就要开始剪枝了，咱以前就是不懂技术，种出来的果子产量低，还卖不上好价钱。”

2012年以前，高川村虽然大部分耕地都种了果树，但村民收入却上不去。“我们种出的苹果太小，成不了商品果，只能几毛钱一斤卖给果汁厂当原料。”高川村党支部书记高相中2001年就种起了果园，但直到2012年才知道苹果树应该咋种，“民政厅连续三年组织村里群众去陕西学习务果技术，还把外地的专家请到村里来讲课。”

高相中说的，其实是甘肃省2012年2月开始的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在“双联”行动中，甘肃省民政厅负责联系的是庄浪县万泉镇高川村。庄浪位于甘肃中部，是第一个“中国梯田化模范县”。高川村距庄浪县城22公里，共486户2290人。全村总耕地面积2938亩，人均1.28亩，其中果树面积2700亩（幼园1200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92%。2011年全村人均收入3000元，其中果品收入达到85%以上。2012年，甘肃省民政厅由副厅长郭华峰和45名干部组成联村小组，联系该村76户贫困户。

高相中说，甘肃省民政厅到村里“双联”，先入户摸底调查，给贫困户制定脱贫规划。因为有之前的基础，所以高川村大部分贫困户的发展规划都是依靠果园发展苹果产业。让高相中印象深刻的是，民政厅从陕西请来的专家到村里的果园一看，下了结论：只能算苹果林，不是苹果园。“我们的果树长得茂盛，但没有修剪好。”

除了外出“取经”，甘肃省民政厅协调安排当地有资质的林果技术人员和致富能手组成团队，对高川村全体村民进行疏花保果、测土施肥、果树修剪等方面的技术培训。通过集中培训和分户示范，果农们疏花保果、防雹防冻、套袋防虫、采摘贮藏、扩大销售等方面的技术和能力明显提高。

“以前，苹果摘下来，要自己拉到下面的公路上去卖，有时候放到过年还卖不完。”经过几次学习，高玉武已经是个务果能手，他边熟练地剪枝，边跟记者聊天，“这两年的苹果，在地头上就被全国各地来的客商拉走了。”

由于2014年苹果行情比往年好很多，高相中预计，全村苹果产值能达到3000万元，比2013年多出1800万元，“‘双联’后，贫困户的收入每年都大幅增长，2011年的时候，76户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2014年预计能达到6800元”。

从“吃苹果”到“当果农”

在兰州出生长大、又在兰州工作的张卫东是个地道的城里人，但他现在说得最多的却是村里的事。2014年1月，在甘肃省民政厅复退办工作的他被选派到高川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由于之前经常来村里“双联”，张卫东很快进入角色。

虽然任职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以前只吃过苹果，没见过种苹果树”的张卫东一走进果园，便像个老果农一样，讲起果树修剪、果园管理头头是道。

“苹果要丰收，有两个节点很重要，”张卫东说，一个是开花期怕降温，一个是挂果后怕冰雹，“这两个节点不仅我知道，厅里的‘双联’干部都很清楚，因为在2013年的挂果期，村里遭遇了一次冰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于是，在苹果开花期和挂果后，看天气预报，成了甘肃省民政厅的“双联”干部们每天的“必修课”。

2014年4月24日，正值苹果花期。身在兰州的甘肃省民政厅副厅长郭华峰从天气预报上得知庄浪所在的地区有降温雨雪天气，他一边通知厅里的几名干部，让大家出发去高川村；一边给高川村的支书高相中打电话，让组织村民做好防护。

“那天晚上9点多开始下雪，大概23点的时候，民政厅复退办的胡国钰主任就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到附近的秦安县了。”没想到民政厅的“双联”干部会连夜冒雪赶到村里，所以高相中对当晚的事情记忆犹新，深受感动。次日一早，胡国钰就和高相中一起带着大伙儿去果园查看是否受灾，并组织果农们采取保温防护措施。

种了4亩果园的高拴平是郭华峰负责联系的贫困户，跟村里大多数人一样，他以前对果园也是一知半解。“别人咋种，我就‘照猫画虎’地跟着弄，但种出来的果子就是不行，现在我可是有证书的果农了。”高拴平从桌面上的玻璃下面，小心翼翼地取出他的“初级果树工”的职业资格证书给记者看，“郭厅长把我‘联’上以后，经常给我打电话，推荐务果园的书，还把我介绍到县农广校学技术，考试合格后拿了这个证书，2014年我的4亩果园收入7万多元哩！”

“联村”成了村民的“主心骨”

在高拴平眼里，郭华峰不仅是致富的“指路人”，还是解决“难肠事”的“主心骨”。

儿子高绍文因身体残疾没有劳动能力，成为高拴平最大的心事。“我就想给娃找点啥事干，整天窝在家里，他心里着急，我心里难受。”有一次，高拴平在聊天时，像对自家亲戚一样，向郭华峰讲出了自己的心事，“没想到郭厅长还真给我操心了。”

在给村里帮扶建设了村委会办公场所和老年活动中心后，郭华峰协调将村委会旁边的一间小房子空出来，让高绍文开起了小超市。“郭厅长还作了担保，让我们贷了两万元作为超市的启动资金。”一提起这事，高拴平有说不完的感激，“人家是省城来的大干部，跟我一个农民有啥关系哩？肯这么帮忙，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逢年过节，不善言辞的高拴平会编一条短信息发给郭华峰，感谢他对自己家的“帮助和照顾”。

疏导情绪，是甘肃省委确定的“双联”行动六项任务之一。为此，甘肃省民政厅的联村小组分批进村入户开展对接，填写《入户调查表》和《问卷调查表》，既拉近了与村民的感情，也对高川村的基本情况、存在的困难、村民盼望解决的问题等进行了清楚的梳理，掌握了村民家庭致贫原因和希望解决的困难问题，为精准对口帮扶、脱贫致富打下基础。

而高川村的村民们，也渐渐把“双联”干部当亲人一样看待。在村民高明军眼里，甘肃省民政厅直属的省军干第二休养所所长席正龙就像自家的大哥一样。“一年往我家里都跑了四趟了，我们还经常打电话联系。”去年盖了新房后，高明军心底压着一件事：他家门口只有一条仅够架子车通行的小道，进进出出不方便，自家的农运车因为道路窄开不进来，只能停放在邻居家。“要拓宽路，就得占别人家的地方，都是一个村里的，不好意思张口啊。”

去年上半年，高明军给席正龙打电话时，说起了自己的这点难处。没想到工作繁忙的席正龙，专门跟镇上的干部沟通协调，最后由镇上的驻村干部出面调解，高明军与邻居达成共识，拓宽了门口的路面。如今，高明军经常跟人讲：“‘联村联户’，‘联’的是咱们老百姓的心！”

从“照本念”到“群众看”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向群众宣传政策，效果最好。”这是甘肃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朱端品的一点“双联”心得，“照本宣科地念，群众不一定记得住；印发宣传材料，有的人懒得看，还有的人不识字。很多群众只有亲自去办理了，或者亲眼所见，才会明白一项惠民政策是怎么回事。”

66岁的高进银是朱端品的联系户。在入户调查时，朱端品才知道，高进银的儿子高来军患有尿毒症，但本人一直在西安打工。因为病情不稳定，加之庄浪县城医疗技术落后于西安，所以高来军一直未回到村里。在西安治疗期间，全靠妻子打工所挣费用去私人医院或诊所治病，生活拮据。

了解这个情况后，朱端品跟村干部一起，给高进银讲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政策，安排镇政府按照政策给高来军办理参合手续。2014年初，高来军住进一家正规大医院治疗，2万余元医疗费用，通过新农合报销医疗费用1万余元。后来，朱端品帮助他申请大病医疗救助3800元。同时，又将高进银一家列入一类低保范围，每年可领取9000元低保金。

“咱以前不知道，别人说两嘴，咱也记不住，没想到国家政策这么好。”高进银老汉现在成了惠民政策的义务宣讲员，经常给村里乡亲们讲他享受的这些政策，“好政策能给老百姓帮大忙哩！”

在2014年全国首个“扶贫日”到来前，甘肃省民政厅的联村小组在高川村开展“走进贫困村、共度扶贫日”主题实践活动，“双联”干部进果园、下地头，和群众一起采摘苹果的同时，采取通俗易懂、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向村民宣传农村低保、产业发展、医疗救助等各项为民富民、强农惠农政策和国家设立扶贫日的重大意义。

“‘双联’行动，不仅仅是要带给村民真真切切的实惠，更重要的是带动村民观念的转变，拓宽经济发展的渠道，改变只靠一身力气获取报酬的现状。”作为甘肃省民政厅在高川村的“常驻代表”，张卫东对自己的工作感慨良多，“作为一名驻村任职干部，在这一年里，我脱离了城市繁华，同时也放下了自身的浮躁，通过给村民宣讲政策，调解邻里纠纷，化解婆媳矛盾，争取帮扶款项，以及帮群众剪枝、套袋、摘装苹果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深深感到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向群众学习是一门永远学不完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