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勇士的呐喊，确需一种“呼应”和“声援”，更需要一种力量的“介入”。

那是掩隐在岁月幕布后的一道风景。

在《茅盾自传》中，我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秋白在二月上旬第二次到鲁迅家中避难，住了约一个月。他看鲁迅经常给《自由谈》写杂文，开始在旁边出主意，提意见，后来就自己也动笔写起来，第一篇就是《王道诗话》。三月初他搬到了东照里，仍继续写，《子夜与国货年》就是在那里写的。这些文章，有10篇由鲁迅拿去署上自己的笔名，交给黎烈文在《自由谈》上发表了。”

我一连读了好些遍，诧异之下，不免有了这样的追问：为什么瞿秋白的文章要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为什么后来鲁迅又把瞿秋白的文章收在了自己的集子里？

为解开疑惑，我买来了一本《瞿秋白自传》，茅公所言，最终在杨云华和瞿独伊《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得到了印证。

1931年的鲁迅和瞿秋白，一个时为50岁，一个时为32岁；一个是舐着伤口仍继续拼杀的勇士，一个是遭受了挫折仍矢志不渝的共产党人。在上海滩这个地方，他们相遇了，后来他们并肩走到了一起。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显然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共通的地方。瞿秋白也喜欢向黑暗和邪恶开战，也喜欢使用“投枪”、“匕首”这类别具一格但却颇有杀伤力的战斗武器。因此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有“知己”和“同怀”做基底，身影相随，乃至精神领域的搭界，自是必然的终结。

1932年底和1933年初，瞿秋白曾两次到鲁迅的寓所避难。这两次避难，鲁迅和瞿秋白的至情至义几乎发展到了极致。不过，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要属“莱漠斯”公寓和《海上述林》。

一时的避难之后，为防止不测，在鲁迅的帮助下，瞿秋白一家迁到了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随后，鲁迅也从旧居搬到了施高塔路大路新村9号。因为两家相距很近，一段时间里，鲁迅成了瞿秋白家的常客。在密切的接触当中，瞿秋白凭着对鲁迅作品的深刻理解，亲自制订了《鲁迅杂文选集》，并在《序言》中称鲁迅是“莱漠斯”——在希腊神话中一位被狼用乳汁养大的英雄。鲁迅十分领会这一比喻的内蕴，并把自己的住所定名为“莱莫斯”公寓。1934年1月，瞿秋白临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前，把自己历年所写的文稿交给了鲁迅和许广平保存。1935年，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怀着难以言表的悲痛和怀念之情，支撑着病体，把瞿秋白遗稿中的译述部分编成一书，书名为《海上述林》。

我翻阅了《鲁迅全集》，这才弄清了瞿秋白“加盟”其内的全部底细。鲁迅的杂文集子中，共有12篇是瞿秋白的作品：《南腔北调集》中，有《关于女人》和《真假堂吉诃德》2篇；《伪自由书中》中，有《王道诗话》和《申冤》等9篇；《准风月谈》中，有《中国文与中国人》1篇。

文章大抵都有“出自何人”的指定性。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勇士的呐喊，确需一种“呼应”和“声援”，更需要一种力量的“介入”。但身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显名露姓地响亮“呼应”，或者不顾左右地率直“介入”，实是不合时宜。因此，只有采取“代言传声”的隐秘方式。由于鲁迅和瞿秋白乃是心向一致的“知己”和“同怀”，便使文章固有的指定性变得并不重要了。鲁迅和瞿秋白的“并合”，标志着二人文化志趣和精神意旨已达到了默契。这是一种威壮而含蓄的融合，是一种生命里血与血的融合，是一种任何力量也割舍不开的融合。没有这种融合，便没有“莱莫斯”公寓，便没有《海上述林》，便也没有我们今天所目睹到的这道恢宏绚烂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