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定价主要取决于资金成本、风险因素、经营成本、监管成本和金融中介的利润等，当前，风险因素排在最突出位置

记者：在您看来，哪些因素会对企业融资成本造成影响？

曾刚：无论是金融机构放贷还是民间借贷，都涉及贷款定价的问题，也就是收取多少利息。综合来看，贷款定价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金成本，这是决定贷款利率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通常来说，如果资金成本高，贷款利率就高。二是风险因素，对金融机构来说，放款出去并不意味所有借款人会还钱，所以对信用风险高的借款主体，相应会收取更高的利率，以覆盖其可能出现的风险。不仅银行贷款如此，债券市场的直接融资也是一样，资质较差的借款人，在市场上的筹资成本也相对较高。三是经营成本，对银行来说，要给企业提供贷款，需要收集企业信息，并对贷款进行相应的管理。相对而言，大企业财务信息健全，能提供合格的抵押品，大幅降低了银行的运营成本。而小企业大多财务信息不全，或不够真实，银行很难解决信贷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运营成本高企。四是监管成本，信贷作为风险较高的资产，在现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下，往往意味着银行要为其付出更多的成本。在我国，银行贷款还受存贷比约束、合意贷款规模管理以及近期开始实施的存款偏离度考核等。这些监管措施有积极作用，但也在客观上推高了银行信贷业务的成本。五是金融中介的利润，一般来说，中介收入越高，贷款利率可能就越高。

记者：上述因素在当前企业融资贵问题中占比如何？

曾刚：上述五方面因素都对企业融资贵造成影响，只是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其占比会有所变化。当前，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风险因素是排在最突出位置的。目前，我国局部地区的风险较为严重，尤其是小微企业风险较高。比如在江浙地区一度盛行的联保模式，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其释放的利好作用很明显，但在经济下行时期却加速了企业风险的传染，导致银企关系紧张。

由于目前银行面对存款分流等问题，资金成本也有所上升。随着银行服务小微企业力度的加强，经营成本会有所增加，技术创新尚需时日。此外，监管强化，如银行存款偏离度考核，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的成本。

记者：如何通过降低风险成本来缓解企业融资贵？

曾刚：客观上讲，经济周期中的风险难以避免，但可以在风险分担模式上进行创新。一般来说，商业机制的自发调节可以解决非系统性风险，但不足以解决经济周期或结构调整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政府在合理范围内，探索分担风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创新模式，维护金融稳定。

可以看到，目前已有部分地方展开了积极探索，如浙江设立政府转贷基金，在当前银企关系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帮助一些实际运行良好但资金周转紧张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展期支持。还有地方推行政府风险补偿基金，承担小微企业或“三农”贷款的部分风险，以降低商业性机构的风险成本，提高其对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此类探索值得关注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