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 字伯濂，号选堂，现任中央文史馆馆员、西泠印社社长。他通晓6国文字，学贯中西，研究领域涵盖古文字学、敦煌学、史学、考古学、目录学、文学、哲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中华艺文终身成就奖”、国家文物局“敦煌文物保护特别贡献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以及香港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等

前不久，在饶宗颐97岁生日到来之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前往香港大学看望了饶宗颐，并为其祝寿，同时转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对老人家的良好祝愿。

书香门第 万卷藏书

饶宗颐1917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父亲饶锷是当地大儒，对佛学和经史素有研究，并有多种著作。家中“天啸楼”藏书达十余万卷，为当时粤东最负盛名的藏书楼。

饶宗颐从小在书香门第和万卷藏书中浸淫成长，既是藏书家，更是“用书家”。他在未成年时即整理其父遗著《潮州艺文志》，连载于1935年、1936年《岭南学报》上。此书连同1946年至1949年饶宗颐担任总编纂重修的《潮州志》，采用新材料、新体例和新方法编撰，精研创新，被誉为“方志史的里程碑”，至今仍为修地方志所遵从，又使他成为“潮州学”的先驱。1935年至1937年，不到18岁的饶宗颐以广东省立四中肄业的学历，受聘于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担任艺文纂修,以晚辈后生的资历，跻身温廷敬、冒鹤亭、冼玉清等岭南前辈名家行列，开始了他的治学生涯。

“业精六艺 才备九能”

饶宗颐一生任教多地，先后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台北“中研院”、法国远东学院、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及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至今的著述约达3000万字，仅收入2000年前著作集《20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的就达14卷20大册1400万字。

饶宗颐的学术造诣几乎遍及中国传统学术各领域，又远超“国学”范畴。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囊括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史学、词学、目录学、敦煌学、楚辞、礼乐学、宗教学等13个门类，同时又工诗文、擅书画。其学术成就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影响遍及大陆、港澳台及海外汉学,是中国一个时代的代表学者之一，被誉为“业精六艺、才备九能”的“通儒”。笔者在香港工作时与饶老往来颇多，也可忝列学生之列，饶老曾专门向笔者谈到他对“国学”、“国学大师”等提法都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国学就是本国的文化，每个国家都有其本国文化，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称为“汉学”或“华学”更准确。

饶宗颐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其中古梵文、巴比伦古楔形文字，有的古代语言文字即使是在其本国亦少有人精通。他翻译及研究世界最古老的巴比伦史诗——《近东开辟史诗》成为该领域第一部中文译本；对佛学及中印古代文化交往史等艰深课题研究,包括古印度梵文婆罗门经典，曾深入钻研《梨俱吠陀》,并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为纪念这段经历，他将书斋命名为“梨俱室”。他在悉昙学上独继绝学，在学术界相关领域深受推崇。这些都超出一般学者的研究范围。

“触角所及 入木三分”

早在1940年，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就发现饶宗颐治学有出人意表、出奇制胜的特点，为其《楚辞地理考》作序称：“钩深索隐，多所自得，乍闻其说似讶其创，详考之，则皆信而有征；并世治古地理者，未能或之先也。”同行们叹服:“只要触角所及,饶宗颐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饶宗颐在1959年出版的甲骨文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中，提出考史与研经合为一辙的主张，认为“史”是事实的原本，“经”是由事实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由“史”到“经”就是由实践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中国古人既研史更读经，是因为经是史的理论总结，具有普遍性，因而更有指导意义。他于1982年提出从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研究相结合来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证据法”，学术界普遍认同这是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后的前进。他在甲骨文中考证出江水之神“帝江”、长江上游的“邛方”，解决了殷商统治范围等问题。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1974年轰动世界的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周易》抄本，立即引起饶宗颐的关注。几年后，他争取观摩了帛书的影印照片，回到香港后凭着当年7月《文物》上发表的仅仅一页抄本的图版，写出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一文，提出6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指出马王堆帛书本的卦序与后世通行本的卦序不同，充分肯定了帛书本的文献价值；还将帛书本《周易》与西汉初年作长沙王太傅的贾谊的《新书》中易说相比较，认为“墓中《易经》写本适当贾谊时代，谊在长沙所见之《易经》及传，当为此类，其时《系辞》与《说卦》尚未离析也”。这些至今都是不刊之论。

学贯中西 超越局限

饶宗颐学贯中西，能知古而不泥古，能超越民族文化的局限，从全人类文明角度审视中国文化。以在域外传播汉学为例，他是编录新马华人碑刻、开海外金石学先河的第一人；是在日本东京出版《敦煌法书丛刊》、在国际学界讲敦煌本《文选》和据伦敦敦煌卷子讲禅宗史上摩诃衍入藏问题的第一人，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已成历史；是在国际上讲巴黎所藏甲骨、日本抄本《文选》五臣注的第一人；是利用日本石刻证明中日书法交流并非始自唐朝的第一人；是讲有关越南历史《日南传》的第一人；辨明新加坡古地名及翻译译名，并撰写新加坡前代史（《新加坡古事纪》）的第一人；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补缅甸史的第一人等等。在1956年《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中，将伦敦所藏这部早期天师道思想秘籍公诸于世，并作出笺注，从而引发了当年欧洲学界对中国古代道教研究的热潮。

饶宗颐治学知己知彼，既不自高自大，也不妄自菲薄。由埃及文化代表作之一的《死书》、波斯诗人将死视作“蜜糖”，他联想中国人的生死观，认为“死在中国人心里没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造成过于看重现实、只顾眼前的极端可怕的流弊”。饶宗颐也不主张凡事中国古代第一。他研究认为，殷商用甲骨占卜与西亚人用羊肝占卜一样；殷人信鬼神成为神的俘虏，结果与古巴比伦王朝一样；波斯帝国取代巴比伦与中国古代周朝取代殷商类似；而我们引以为豪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郡县制，则与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之父Cyrus于公元前539年攻克巴比伦后统治万民，在圆筒刻石上明功记德、称百姓为Black-headed people（黑首）相比较，认为“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刻石颂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黑首），颇疑远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响，而‘黔首’一名则承袭西亚之旧称。”

书画创作 别开一径

饶宗颐的书画创作本是其治学之“余事”，但30多年来其新法迭出，美术界公认其成就绝不在学术之下。黄苗子认为其绘画之所以“落笔便高”，是和他广博的学问分不开的；美术史家万青力认为其绘画已超越传统上“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史上极其罕有的“学者画”。

饶宗颐对笔者追忆，幼年跟随金陵杨栻先生学画，杨家藏海上任伯年绘画盈箱，得以时常临写，且皆为抵壁挥毫，故至80岁以后，仍能纵笔作巨幅人物。在巴黎观摩研究伯希和昔日从敦煌运走的经卷时，从中发现卷背及卷尾唐人所绘白描画稿；又数度亲往考察敦煌、榆林壁画及楼兰、吐鲁番等地木简，故垒残壁，流连忘返，著成《敦煌白画》一书及一批敦煌学著作。其人物画能于任伯年、张大千各家外别开一径，张大千评价：“饶氏白描，当世可称独步。”

饶宗颐在70岁前后画风转变，不论山水人物及花鸟，都突破古人规范，纵笔自如，有无入而不自得之慨。他在90岁前后提出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说。一面撰文讨论，一面用自己独特的笔法与墨法，为西北地区山水写照，作为山水画“西北宗”的实践。他的西北宗山水，用笔坚劲而老辣，用纵横转的焦墨线条，绘出西北石多于土、草木干燥、废城残垒的独特情景，所作高昌残垒、月牙泉、西夏旧城、龟兹大峡谷等，使人一望而知是描绘西北风光，与传统写江南水软山柔的景象，截然两样。

饶宗颐自髫龄习书，从唐颜真卿“大字麻姑仙坛”入手，后由汉《张猛龙碑》、《晋爨宝子碑》、唐欧阳询《化度寺碑》等处植基，参以宋人苏、黄、米三家以广其趣；至于甲骨、金文、简帛及两京碑碣，皆摄取其意。对敦煌书法也有专攻，所书写经体能入北魏、晋、唐之室。他对前人书画艺术的观察与理解，使他的书法能“别开一径”，在古人的笔意上发展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