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要到2017年才能将利率水平调整至正常区间。以往教训警示我们，美国利率波动极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国际社会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须未雨绸缪，加快经济结构性改革予以应对

美联储年内第六次议息会议虽未改变利率前瞻性指引，但暗示加息速度或将快于市场预期。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要到2017年才能将当前接近零的利率调整至正常值。以往危机的教训警示我们，美国利率波动极易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国际社会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必须未雨绸缪，以赢得应对危机的主动性。

历史上，无论是拉美金融危机还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和资本跨境流动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因此，就应对升息冲击的紧迫性而言，发展中经济体任务复杂艰巨。

首先，发展中经济体的当务之急在于加快改革步伐，去除经济结构性痼疾，以免升息带来的连锁反应诱发地区性的经济危机。对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应加快转变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并通过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降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其次，面对“资金池”水位的持续下降，新兴经济体应通盘考虑资本流动管理政策，降低短期资本大进大出的风险。一方面可通过加息来提振本币汇率，降低短期资本流出的冲动，并将货币政策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性调控，保持基础货币投放稳定；另一方面，对已经完全开放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可采取特定的资本账户管制措施来抑制资本外流。对未开放资本项目的国家而言，在国际资本市场剧烈动荡的环境下，要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审慎对待短期资本开放。

第三，新兴经济体应深化区域金融合作，联手建立相关应急机制，以应对全球金融格局变化带来的新冲击。已有专家建议，金砖国家可提前启动原定于2016年启动的外汇储备应急机制，及早应对国际资本流动性收紧引发的冲击。还有专家学者提出扩大已有货币互换协议的建议，比如中日韩与东盟国家可进一步扩大《清迈协议》的货币互换规模，并将其延伸至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增强亚洲整体的危机抵御能力，等等。

第四，发展中经济体可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协调机制，积极反映自身诉求，定期就美国金融、货币政策变化等与美磋商，敦促其承担大国责任，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力度。一旦地区或全球性宏观经济指标发生异变，新兴经济体即可借助国际机构平台，做到及时沟通、及时处理。

对我国而言，由于中美利差扩大等套利因素存在，国内并未出现资本外流的迹象。不过，这一趋势也存在不确定因素。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好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金融改革加快相互叠加，这将更加凸显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当前，我国必须做好充分政策准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一方面推动人民币与他国本币建立双边或多边互换协议，将互换有效期延长并支持互换资金用于贸易融资，促进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另一方面以上海自贸区战略为核心，加快建设成熟的亚洲债券市场，以吸引资本回流，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稳定。

在全球经济复苏疲软、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下行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寄希望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我们可在做强制造业与服务业、实现引资与资本输出同步发展的同时，适时增加中高档产品进口，尤其是资源型、环保型商品的进口，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综合来看，鉴于美联储升息可能形成错综复杂的负面溢出效应，且不确定性会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加剧，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应未雨绸缪，从政策及结构性改革等多个层面加紧部署，以防范美联储升息可能形成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