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横扫中国，远征世界”的广场舞热潮中，有人收获愉悦，有人看到商机，有人不堪其扰

☞ 广场舞能不能形成新的文化，有待商榷

夜幕初降，广场舞时间到了。

有空地的地方几乎就有广场舞。广场、公园、小区，甚至是机关单位、银行、商场门前，都能看到“中国大妈”大跳广场舞的身影。这项独具中国特色的中老年群体活动，被戏称为“脚尖上的中国”。就连不久前英国谐星憨豆先生首次来中国，也入乡随俗地就着《倍儿爽》的音乐，与上海大妈们跳起了广场舞。

广场舞是朵小红花

北京初秋的夜晚，已渐有凉意。陶然亭公园湖边空地上，大音箱不间断地播放着各种流行歌曲，数十位女性正伴着音乐翩翩起舞。

“除了下雨下雪，我们一年四季都在这儿跳，有四五年了。”这支舞蹈队规模最大时有两百多人。领舞的沙女士从小就喜爱跳舞，广场舞让她重拾了年少时的梦想，锻炼身体的同时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广场舞简单易学、节奏感强，不需要太多的舞蹈基础。我们很多舞曲都是跟着网络视频自学改编的。”沙女士说。

每晚8点到9点半观看南馆艺术团别具特色的广场舞，已经成为北京市东城区来福士广场的一道风景。震天响的音乐，统一的服装，齐全的口琴、鼓乐、表演和演唱队伍，军舞、单人舞、双人舞、集体舞、民族舞等多种表演形式，每个节目开始前还有报幕，让这里的广场舞看起来不仅是自娱自乐，更像是一场演出。

艺术团副团长郑晓岩笑着说，“我们都是爱跳爱玩的人，到点儿就得来，不来不行。”这个自发形成的艺术团现在已有40多名成员，最年轻的40多岁，年纪最大的70多。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观众，也以中老年人居多。万先生几乎每天都过来，“吃完饭遛遛弯，看看舞挺好的，比看电视强。”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健康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盼认为，老年人在跳广场舞的过程中得到身心放松和愉快的人际互动，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正强化。“就好像小时候考得好，老师奖励小红花。同样的道理，老人也会越想去跳舞。习惯一旦形成，改掉是比较困难的。”

曾有调查显示，广场舞的参与者基本上在40岁至65岁之间，绝大多数是女性，学历主要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曲目主要选用传统文化、风俗、伦理特色鲜明的流行歌曲。

对此，社会文化研究学者、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部原部长李军考斯分析认为，广场舞兴起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文化生活需求。“这里的社会是指由基层群体社会，她们的社会生活单一、趋同,缺乏个性的生活爱好和兴趣，而广场舞非常适合她们的成长环境带给她们的性格和爱好。”他认为，从生理的角度来讲，处于更年期的女性也需要这种形式的释放和调剂。

9月15日，山东省禹城市首届广场舞电视巡回大赛在辛店镇大秦社区举办，来自全市12个乡镇的15支农民广场舞队伍大秀舞技。从过去羞羞答答迈不开腿到现在的热情自信，广场舞使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转变。“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大秦社区书记秦庆文说，“我们社区有60多名群众自发报名，我们只好先组织预赛，优中选优。”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认为，总体上来讲，广场舞是一项非常健康有益，值得群众参与的活动。它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文化和健康娱乐的追求，也具有我国的民族特点，是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和公共体育建设中一个最突出的亮点。

有人爱 有人恨

在“横扫中国，远征世界”的广场舞热潮中，有人收获愉悦，有人看到商机，有人不堪其扰。关于广场舞的是与非、爱与恨，争论从未停止。

从《最炫民族风》、《爱情买卖》到《小苹果》，一波波“神曲”随着广场舞红遍大江南北。各种与广场舞有关的产品也卖得火热。陶然亭公园内一名售卖广场舞点歌机的小贩告诉记者，这种小音响很受欢迎，每天都要卖出十个八个，一款要价120元的小音响可以存几千首歌。在淘宝上搜索“广场舞”，共显示有31万多件商品，涉及教学视频、音响设备、服装等诸多品种。

在平安银行理财经理逯俊吉眼中，广场舞大妈们有钱有闲，是非常优质的客户。去年8月份，家住北苑的小逯无意中看到南馆艺术团的表演，从此几乎每天都来，从帮忙打下手到上场表演，他和老人们的关系相处的越来越融洽，不少队员和观众都成为了他的客户，其中还有一张千万元的理财大单。

喜欢广场舞的理由，可以很文艺，可以很怀旧，也可以很现实。而厌恶广场舞的理由却很集中，那就是噪音污染。

不过，上海市统计局7月份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的受访市民对广场舞表示反对。支持者认为，广场舞等娱乐健身方式是中老年人正常的锻炼娱乐活动，有利于中老年人扩大社交、排解孤独，社会和谐需要相互包容理解。反对者中超过八成市民认为，是噪声影响周围居民的生活和休息，其次是挤占公共场地，影响他人休闲锻炼，甚至个别中老年人对此着迷，影响家庭和谐。

李军考斯说，广场舞的称谓其实是美化了她们的活动环境，事实上，现在有些中老年人跳舞并不是在广场上，而是在大街拐角、商场门口甚至立交桥下面。在过去的生活形态中，农村有打谷场、城市有文化宫，但是随着社会人口迁移和生活居住方式的变化，城市社区公共活动用地等方面的规划并不到位。

李国新表示，广场舞引发的矛盾冲突，说明政府给老百姓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还远远不够，无法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我们在公共文化方面的欠账。总的来说，越是公共文化空间比较充裕的地方，这个问题就越不突出。

记者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广场舞团队都在尽量减少对居民的干扰。南馆艺术团副团长郑晓岩说，跳广场舞有音乐才有气氛，但是扰民的问题是可以自律的，也是可以协商的。当初之所以选择在来福士广场跳舞，就是因为这里是商业区，居民相对较少，而且把握好时间段，基本上不会扰民。

空间在哪里

为解决广场舞扰民，许多地方各出妙招。比如广东拟实行噪音“四限”，即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限设备；温州制定了《广场文化活动公约》；济南携带无线耳机跳舞；西安千名广场舞大妈宣誓“抵制噪音”，文明健身，还居民们寂静安宁的夜晚。

李国新认为，这些不是办法的办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是要增加适合老百姓活动的文化设施和空间的建设。他说，实践证明，广场是一个群众需求旺盛、投资很少的重要设施。目前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和体育主管部门都对广场予以高度重视。正在推进中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也将广场纳入其中。希望通过几年持续不断的建设，能够建造更多适合群众娱乐活动的室外空间。

禹城市的广场舞正是随着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发展起来的。禹城市文化艺术中心主任秘鲁告诉记者，以前农村跳广场舞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没场地，很多农民就在路边地头上跳，条件很差，也不安全。随着新型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几乎每个村都有文化广场，村民们也有了去处。

李军考斯建议，重建社区文化这一“文化末梢”，需要政府要着眼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在社区文化场所的运营上，可以采取“PPP模式”（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公建民用”、“公管民办”。

有关专家认为，新加坡“邻里中心”的模式或许值得借鉴。新加坡将居民住宅区作为社会单位加以全面规划，形成了由邻里组团中心、邻里中心、新镇中心和区域中心等构成的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活动中心。每一层级“邻里中心”的公共机构和商业设施均比较完备，虽然规模不一，但能够满足居民绝大部分基本需求。

硬件设施好建，文化的培育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李军考斯表示，尤其是社区文化，它有四个层面，即物质、行为、规章制度、精神层面。“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当前的社区文化建设更多提供的是物质层面的支撑，还没有形成共同的习惯、规章制度和价值观。广场舞是在缺失的基层文化中，老百姓自发地做了一些想做的事情，但能不能形成新的文化，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