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A股市场的中小投资者来说，如果说还有什么比炒股赔钱更自讨没趣的消遣，那就是和上市公司讨论高管薪酬的高低。

这两年年报准则增加了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要求，所以每到年报公布时节，总有一些耀眼的数字引起欢呼和尖叫。比如，2013年新晋“打工皇帝”居然出自普遍不太景气的钢铁行业，方大特钢董事长钟崇武 以1973.54万元的年薪，成了“行行出状元”的励志榜样。

根据年报，方大特钢2013年实现净利润5.63亿，同比增长7.51%；董事长的薪酬同比增加近三成。董事长所得是根据方大特钢的“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0万元基本薪酬加上奖励薪酬，具体金额经过了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与公司发展同步增长，这天价年薪也还属于“致富光荣”，显然不能归入广受诟病的“穷庙富方丈”之列。“高管薪酬高不高，要放在企业发展的大背景来看”，方大特钢证券事务代表说得让人心服口服。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哪里，指责别人的收入“过高”都是件冒险的事儿，轻则被视为情绪化表达，重则给扣上顶“红眼病”的帽子。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有次发表演讲，呼吁华尔街的董事会“加强责任感”，当时的新闻报道是这样说的：“白宫官员表示，布什先生决定提出高管薪酬问题，是出于个人对一些事实的愤怒感。”

数年前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也曾因当时的“天价薪酬”遭到质疑。公司的回复基本可以作为上市公司回应薪酬问题的通用模版：第一，薪酬水平是由薪酬委员会制定的，高薪合法；第二，上市公司发展与管理层的业绩分不开,高薪合理。

这个合法合理的解释，当然和普通公众的认知有所背离。薪酬说到底是对人力资本的购买，也构成了公司经营的成本。过度激励未必能带来未来边际收益的提高，却会立刻稀释股东的权益。

要量化一个公司的成长究竟有多大比例归因于高管的能力和努力，是件很难的事。但有个道理再简单不过：自己给自己定价，肯定会比别人打分要高一些。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高管薪酬到底该谁说了算？

一向反对管理层薪酬过高的巴菲特就输在了话语权上，只能在给股东的年信中发发牢骚。他在19家公司董事会担任董事，“只有一家公司把我选入薪酬委员会。即使在这个薪酬委员会，涉及到关键问题我的投票也被其他人压倒多数地淹没了”。

在现代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情况下，确如巴菲特所说，“只有最大的机构股东要求重新从整体上审视薪酬制度,才可能促成薪酬改革”。但中国的情况似乎又有所不同。在不少公司依然一股独大的治理结构中，经营层和大股东往往不是“一个人”，也是“自己人”，那些用于所有者制衡经营者的手段再强硬，都像拳头打在了棉花上。

还是以方大特钢为例，去年这位土豪为满足大股东的资金需求，拿出几年未分利润进行了被称“史上最牛分红”的大手笔分红。在控股股东从13亿元分红中独得近9亿元的数钱声中，股价大跌，将那些看中其20%股息率的“价值投资者”一网打尽。

面对这个大股东和经营者合谋形成的坚固利益格局，对各方来说，行为短期化都是最理智的选择。所以散户，别总想着用手投票的事儿，打不赢你就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