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中国提出了新要求。

政府法律顾问是由政府或政府部门聘请或配备的，专为政府机关处理有关政府法律事务或提供专业意见的法律专业人员。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如今，全面深化改革“集结号”的响起为法律顾问制度注入了新活力。

律师进政府 既要“顾”也要“问”

2008年5月，北京一售楼公司9位售楼小姐因煤气中毒身亡。该售楼公司无力赔偿安抚，公司负责人闻讯逃遁。公司所在地的区政府压力不小。

时任区政府法律顾问的北京市律协副会长高子程带领律师团队与受害人家属进行了及时沟通，讲解相关法律与政策，并拟定了一次性统一使用的补偿协议。在具体的工作中，高子程协同律师团队不仅为死者家属提供法律援助、代理索赔，还为区政府建言献策。他们告知政府支持家属依法索赔，但索赔必须依法定程序进行。同时，提醒政府依法无义务代私营售楼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出于人道主义，政府可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予以抚恤。

“最后，死者家属及时获取了不低于甚至高于依法应当获取的补偿，收获了良知与大局双赢的圆满。”高子程说。

这仅是政府法律顾问发挥作用的一个缩影。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任务，是为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行使管理职能提供法律服务，促进政府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

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13年8月发布的《中国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全国共有23500多名律师担任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占到律师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据不完全统计，过去3年中，律师作为政府法律顾问，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咨询51万余次，出具法律意见书87000余份，参与重大项目研究16400余次，参与重点事件研究17000余次。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秘书长周院生介绍说，广大律师担任各级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逐步建立了一支年富力强、综合素质好、专业化程度高的法治政府建设律师队伍，基本形成了省、市、县三级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架构，确立了较为稳定的服务模式和服务领域。

然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重要作用常常被忽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认为，“目前,政府聘请法律顾问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随意性较大，法律顾问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有的政府即便请了律师，也是“顾”而不“问”。高子程表示，我国尚未从国家层面以法律的形式对法律顾问的相关问题进行规制。现存的有关法律顾问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不仅效力较低，而且内容也不完善。这就直接造成了有些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对法律顾问工作的不重视，进而导致了法律顾问的地位不高和话语权不够，最终制约法律顾问作用和价值的实现。

律师进企业 法治成竞争软实力

“中央企业要以打造‘法治央企’为目标，着力增强企业领导的法治思维，要将企业行为始终规范在法律框架内,确保经营管理活动不踩线不越界。”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央企法制工作研讨会上如此表示。

政府有政府法律顾问，企业也有企业法律顾问。在落实法律顾问制度的过程中，央企走在了前面。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央企全系统有2560户建立了总法律顾问制度，集团和重要子企业总法律顾问专职率分别达到64%和50%。央企全系统法律顾问队伍达到1.8万人，持证上岗率接近60%。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自成为首批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单位后，法律顾问机构的服务职能就在武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根据武钢制定的《合同管理办法》，凡对外签订合同必须履行相应的授权和审批程序，对于超过相应金额的重大合同必须经过法律顾问机构审核，未经审核同意，领导不得签字、财务不得结算。通过制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管理办法》，完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制度。几年下来，效果显著。武钢对外签订无效合同、缺少必要条款的合同已基本消失，合同纠纷逐年减少，合同履行率达100%。

其实，不仅是央企，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也尝到了法律顾问制度的甜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蒋敏及其团队在为合肥某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该公司董事长诉苦说，现在企业的科技人才是“难引、难管、难留”，有些员工在离职后或是把公司研发的技术秘密当作见面礼送给新企业，或是改头换面，自己当起了小老板。

就此，律师为企业支了三招，一是事前防范，与核心技术人员签订保密协议甚至竞业限制协议；二是事中管理，对参与重要项目的研发人员要书面明确其职务行为，对拟离职人员可以设置一定的脱密期；三是事后追责，追究严重违法员工的法律责任，不至于因证据缺失而打空拳。目前，该公司已经完全符合中小科技企业上市对于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的要求，进一步增强了公司自主技术创新的动力。

周院生告诉记者，全国律协有望出台推进和深化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指导意见，律师行业将进一步扩大企业法律顾问工作覆盖面，提高服务质量，解决目前存在的企业有需求、但法律顾问工作不到位的问题。

律师当参谋 护航企业走出国门

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市场上，涉外企业面临着各种法律风险。2011年因中东某国战争引发的“银行保函风波”，就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法律风险大规模爆发的典型案例之一。中国企业在该国承包的大型项目就有50多个，涉及合同金额190多亿美元。由于该国国内发生战争，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承包工程被迫停工，中方工作人员在我国政府的帮助下全部撤回国内，由此引发了一场保函风波，国内银行向外国业主开出的巨额履约保函面临被追索的危险。

如今，越来越多的律师与涉外企业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企业走出国门更有底气。

2011年6月，泰国首都曼谷市郊的“泰中国际精品城”项目破土动工。该项目的投资来自总部位于云南的阿诗玛文化产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该项目位于泰国首都曼谷市郊，占地面积约200莱（1莱约为1600平方米），将建成一个大型商贸综合体。精品城项目计划分三期建设，总投资额达100亿元人民币。项目建成后，将成为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结出的一大成果。

阿诗玛文化产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之所以大胆在泰国投资百亿元的项目，云南省东南亚南亚经贸合作发展联合会法律事务服务中心功不可没。在“泰中国际精品城”项目中，该法律事务中心出具的意见书详细阐述了泰国的政策环境、投资的法律环境、泰国注册公司的法律程序以及土地使用等多方面的情况。

放眼于城市的未来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开始着力提升城市法律服务涉外业务质量。

成都市司法局计划引进一批在国际国内有较强影响力的律师事务所，引导律师业拓展海外投资并购、金融证券、知识产权保护、反倾销和反垄断审查、境外上市等高端国际化业务；在有条件的涉外企业建立法律服务站点；适时举办金融创新与法律风险防范、涉外贸易投资与法律风险防范等主题论坛，搭建市场主体和法律服务机构之间的衔接平台。

宁波市司法局会同市贸促会、市律师协会联合组建了涉外商事法律顾问委员会，帮助企业妥善处理国际经贸纠纷，防范法律风险，维护合法权益。涉外商事法律顾问委员会由宁波市12名从事涉外商事法律业务的资深律师和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司法行政、贸促会等相关专家人员组成，主要从事与对外经贸有关的法律服务与咨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