靴子终于落地。浙江杭州市政府宣布从3月26日零时起，在原有“错峰限行”基础上，对小客车采取控制总量措施。自此，杭州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天津之后又一个实施汽车限牌限购的城市。随着政策的落地与推进，越来越多的关注投向了“限牌”的具体执行。当“摇号”撞上“竞拍”，怎样才能兼顾效率与公平——

在交通日益拥堵、雾霾天气频发的大背景下，限牌实属无奈之举。尽管舆论对于杭州限牌政策“空降”的做法褒贬不一，但随着政策的落地与推进，越来越多的关注投向了“限牌”的具体执行。应该说，一场关于如何更加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探讨才刚刚开始。

实施机动车总量调控的城市中，对“限牌”的做法主要采用摇号和竞拍的方式。上海是国内最早拍卖汽车牌照的城市，早在1994年就开始实行车牌拍卖制度，尽管价格逐年上涨，甚至被称为“史上最贵的铁皮”，上海在质疑声中始终坚持了这一做法。

北京“限牌”政策，则是通过摇号的方式获得申请资格，之后便可免费获得车牌。

广州“限牌令”出台于2012年，借鉴了上海、北京的做法，采取竞拍、摇号相结合的方式，将每个月新增上牌指标按一定比例分配给这两种方式。去年实施“限牌”的天津，也是采取这一方式。

类似于广州、天津的做法，此次杭州的“限牌”也采取摇号和竞价相结合的方式，但在具体分配比例等方面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透明与公平是评价一项公共政策的两大标准。在专家看来，上海采用的是一种以效率为导向的车牌分配方案，北京的方案更关注分配的公平性，而广州、杭州的方案则试图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尽管方案各有利弊，在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看来，“应该按照市场原则，即价格机制分配。”他认为，上海的做法“大方向很好”，只是在技术上需要改进。

持有上述观点的人士不在少数。摇号发放车牌的方式之所以广受诟病，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那些迫切需要开车的人却因运气“不够”而迟迟拿不到车牌，更为糟糕的是，随后的中签比率可能会越来越小。

“用简单的摇号办法，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生活法则失去了因果关系，造成了资源浪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会学者向记者表示，这一做法强化了“生存靠运气”的思维，对于社会长期发展不利，并有可能滋生腐败、导致更大的不公平。

广州摇号、拍卖并行的混合型分配方案，某种意义上吸取了北京、上海的经验教训，由居民根据自身需求、收入等情况选择竞拍或摇号，竞拍未得者还可参加同月的摇号。

从理论上看，混合型分配方案似乎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但由于各城市的需求和车牌供给量的不同，很难将其效果进行直接比较。比如，广州车牌的价格与中签率与北京、上海就不具备可比性。

不过，市场在作出选择的同时，调控政策也在不断完善——

针对不断攀高的拍卖价，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在确定了全年10万张车牌投放量的基础上，给出了72600元的理性拍卖“警示价”。据悉，本月上海私车额度拍卖的平均成交价为73872元，中签率为11.96%。

在北京，今年新牌的年度配置指标由过去的24万个减少到15万个，这意味着摇号中签率将继续降低。是继续采取摇号的政策，还是改为摇号加拍卖的方式？北京市副市长张工表示，正在研究新的限购政策，是否采取摇号加拍卖方式，今年上半年将有定论。

在广州、天津等地，越来越多的市民正逐步摆脱政策初期的焦虑，开始慢慢接受“限牌”带来的不便，多数人都会选择“先碰碰运气摇号，实在等不及了就去竞拍”的做法。

对于杭州市民来说，“限牌”还是个新事物，能不能顺利推进，让大多数人接受，考验着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智慧和执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