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田叔是我幼时的邻居，小时候不礼貌，一直叫他阿田，现在却时常想起他。

阿田叔是我现在对他回忆的称呼，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很不礼貌，一直叫他阿田。我在小学的时候，家住东湖轮船码头附近的一个弄堂里，阿田叔和他的母亲就住在我家的斜对面。

阿田叔终身未娶，和他的佝偻着背的八十岁的母亲相伴，住在两层楼的木质结构的老房子里。我记得那时的阿田叔已有50岁左右的年纪了，他穿着缝着补丁的棉布衣服，脸色白白的，个子也不高。他没有工作，因为他原先下放在近郊农村当知青，但他是城里人出身，不会干农活，就干脆不去乡下了。在寂寞的日子里，他只有以烟酒相伴了，烟抽的是3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酒喝的也是几分钱一小瓶的当地土烧白酒。周围邻居都看不起他，也不和他搭理，他的年老母亲好像也不和他说话，他们母子俩常常默默地坐在旧方桌的两边，一坐就是大半天。

我不知道阿田叔为何没有老婆孩子，当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城里人因为当知青，或者家庭成分等原因，延误结婚甚至终身没结婚的人不是一个两个。

我从小就是个不懂事爱玩的孩子，所以常常在弄堂里众多邻居家里串门，也不管受不受欢迎，阿田叔的家里，我就经常去。记忆中的阿田叔家里，光线总是暗暗的，阿田叔坐着桌子旁喝茶抽烟，他的母亲坐在另一边，俩人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碰到吃饭时分去他家，阿田叔自己就一个菜，用小灶烧点下放的生产队给他的米煮的白米饭，有时他也从附近的“东方红”饭店买一个小菜在喝白酒。他母亲的三顿饭则由在轮船公司里当干部的阿田哥的弟弟的两个孩子轮流送来，阿田哥是自立的。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我吃过了年夜饭又来到阿田叔的家里。阿田叔对我笑笑，算是打过招呼了。阿田叔虽然穷，虽然没人理，但他白净的脸上有时总露出那种善良的笑。

“阿田，吃什么菜啊？”我也像当时那个年代的人们一样，没礼貌地称呼他。

“你自己看啊。”阿田叔回答道，他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表情。

白菜烧咸肉、白菜烧油豆腐，阿田叔过年的两个菜，也许是他一年中最好的菜了！他还是喝着土烧白酒，他的母亲早早地上楼睡觉去了。那时没有“春晚”，收音机也是富裕人家的奢侈品，阿田叔就一个人吸着“经济”牌香烟，喝着劣质白酒，要不是我的串门，他就是一个人过的大年除夕！

其实阿田叔还有两个兄弟，分别在附近的轮船公司和嘉兴的单位里当着不大不小的干部，他们的孩子都长得漂亮而健康，就是阿田叔只是一个人。当时我还小，也不懂得问这是为什么？

1978年，我们家要搬到新的楼房里去了。记得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阿田叔坐在了我家里，恭恭敬敬地在和我爸爸聊着什么，其实不算聊，他只是惶诚惶恐地坐在爸爸的对面，脸上露着善良的微笑，他也许是来和我们道别吧，也许是来祝贺爸爸又获得了新的前途吧！阿田叔其实什么都懂，他懂人情世故，他懂人生的道理，只是对于那个年代，对于他自己的人生，他有点无奈罢了吧。

当我离开那个弄堂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也不知道阿田叔和他的母亲后来怎样了。我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成长，后来当了兵上了军校当了公务员，虽然人生路上也曾遭遇坎坷，但当我静下来，我便想起阿田叔，想起自己当时对他的不礼貌。其实阿田叔是善良的，他是理解我这个小孩的，所以他经常对我露出善良的微笑。也许阿田叔当时许了愿，要让我懂事后还想着他……

此时，我耳机里想着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的旋律， “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但我依然一天天长大……”阿田叔，你那遥远而亲切的形象会永远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