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年关将至，欠薪问题又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今年的欠薪情况怎样？

郑秉文：总体看，今年，欠薪高发和多发领域依旧集中：中小微企业要甚于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要多于国有企业，非正规部门大大多于正规部门，季节性的建筑企业（主要是指北方）明显多于其他行业。

除此以外，近段时间，欠薪现象又增加了一些新特点。首先，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能过剩的行业集中出现经营困难，一些大中型企业也未能幸免，欠薪现象有可能加剧；其次，世界经济增长普遍乏力，外部订单骤减，一些独资或合资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不得不撤资，也容易导致欠薪现象出现。

记者：治理欠薪问题政府年年都下重拳，欠薪为何依旧屡禁不止？

郑秉文：我认为，治理欠薪问题不能单打独斗，需要同时做好3个层面的工作。

第一个是完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制度，姑且称之为制度层面。事实上，此前我国治理欠薪问题大多是从制度层面入手的。这一层面是规则，也是基础，在3个层面之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

第二个，姑且称之为市场层面。这个层面的关键是如何判断欠薪的性质。

“恶意欠薪”是违法的，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一个现实问题是，大量的欠薪事件原因是多重的，虽然有道德风险，但并不完全属于恶意范畴。所以，我建议，除了完善立法、监管，还应增加一些道德和诚信等方面的约束，让企业信用成为另一套遏制欠薪的评价体系。欠薪实质上就是“违约”。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借鉴政府信用评级的体系，通过评价并曝光的方式让欠薪和企业的发展成本挂钩。

第三个，是文化层面。春节前欠薪，讨薪水；春节后民工荒，涨工资，这在我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前一种情况中，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后一种情况中，农民工呈强势。这是一个周期，跟中国的年关文化有关。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的欠薪问题有其独特的文化特点，治理时也需要综合考虑这种独特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