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资本项目可兑换引发的争论颇多。对我国而言，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实际上是顺应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破解人民币国际化制度障碍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资本项目可兑换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行了明确规划，提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明确：第一，国际社会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没有严格一致的界定和标准。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概念上，没有形成一个严格一致的定义。同时，一个国家的资本项目开放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被称为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评判标准。第二，由于标准的缺乏，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对各国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明确的要求，中国在此也没有受到像人民币汇率一样的外部压力。第三，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一国也将增加更多的风险因素。

既然技术上国际社会对我国并没有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要求，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有着巨大风险，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主动推动这样一项改革，尤其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还要“加快实现”呢？这就需要从战略层面来理解。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现代国家竞争的制高点。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中国制造席卷全球之后，中国金融能否接续崛起就成为事关中国经济在全球影响力的重大变量。各国发展表明，货币国际化是实现金融崛起的有效手段，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中国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基础上实现大国发展的自然之选。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战略之选。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融入全球美元体系，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当中国成为美元体系之下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在美元体系下的国家风险日益增强，我们面临严重的内外失衡、巨大的汇率风险、庞大的外汇储备压力、日趋严重的泡沫经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内部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在外部与中国身处美元体系有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制度上脱离美元体系，重建人民币体系。新世纪以来，我国顺应国际社会需求及时启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短短几年，发展迅速，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融资货币之一，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恰恰面临巨大的制度障碍——资本项目管制。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实际上是顺应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破解人民币国际化制度障碍的必然选择。

当前条件下加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注意什么？这里有3个关键问题。

其一，顺序很关键。加快并不等于不顾条件，不顾顺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有序”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需求导向。市场有这个需求，就相应放开，不要超越阶段、超越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去激进开放。

其二，时机很关键。正确的战略在错误的时候执行可能造成负面效应。当前立即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会面临一些风险。一方面，因为国内外资产价格差距比较明显，发达国家的资产价格尤其房价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普遍下跌，处于低位，而我国房价这些年连续上涨，身处高位，一旦资本项目开放，很可能出现国内资金抛售国内高价房产去配置国外低价房产的情况，这将给目前的经济金融系统带来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美联储已经启动QE退出，美元因美国经济复苏、欧洲日本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持续、新兴市场经济风险增大等因素升值，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这些因素都意味着全球货币可能回流美国。实际上，“加快实现”并不意味着马上要放开资本项目，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资本项目都要加快，具体的时机把握可以考虑由管理层来自主决定。

其三，预留管理手段很关键。国际经验已经充分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风险巨大，很多国家正是因为不恰当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而酿成金融危机，但各国的实践也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并非不可控制不可管理。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在这样一个基础和条件下来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管理的重点放在两个方面：外债和资本流动。首先要加强外债管理，合理调控外债规模，优化外债结构，防范外债资产负债不匹配、期限不匹配等风险。其次要完善资本流动管理，建立资本流动监测体系，做到应统尽统；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限制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金融衍生品的跨境交易。外债和资本流动的管理都要放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之下来设计，要统一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注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同时还要预留管理手段，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对资本流动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