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下午，老家的弟弟打来电话，说母亲突然决定中秋节前去趟北京，而且要他们马上买票，第二天就走。

自从母亲71岁那年从北京回到老家后，20年来未曾提及再到北京的想法。每年春节回老家，我总少不了问她是否愿意再到北京住段时间，母亲总是说：自古70不留宿、80不留食、90不留凳。上了年纪，就不愿再出远门了，害怕万一有个好歹，埋不到家乡的黄土里。

实在猜不透母亲这次来北京的原因。

9月14日，星期六，北京西站站台。火车徐徐进站停靠站台，白发苍苍的母亲在侄子搀扶下，步履蹒跚走出车厢。

接下来的几天，我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给母亲说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母亲继续讲她记忆里的国事、家事和个人进京的经历。给我的感觉，就是母亲这次来北京还是想儿子、看儿子、话家常。

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发生在9月20日晚上。晚饭后，母亲把我喊到她的房间里，关上门，并反锁上，表情严肃。

母亲像小时候常常教我做人的道理那样语重心长地说，人哪，一定要记住“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过去说“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咱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不贪不沾才是个清白的人。

停了一会儿，母亲严肃地说，“我这次来，就是要当面问清楚，你整天在外面与人与事打交道，有没有收过别人的金贵东西和现金？自己行为端不端自己清楚，别人也清楚，不干净不清白，最后吃亏的是自己”。为使母亲不再对这方面的事情担心，我将经历此类事情的情况和处理办法一一向母亲作了汇报。

我问母亲，“您这次来北京主要就是这个事？”她点头说是。我吃惊地问她，“那为什么来了快一个星期才告诉我。”

母亲说，“我在观察你，看你是不是变了，是不是贪财，有没有办不该办的事，交结不该交结的朋友”。

母亲令我震惊的举动还没有结束。

还是那一晚，母亲要求我做的第二件事，是给原部队的首长写一封道歉信。原因是几天前我给原部队的首长写了一封请求调整住房的信。她说，听到我这几天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是和人说房子的事，而且都是感到自己吃亏了，受了委屈。

我给母亲解释，我今年刚从部队转业，按照部队的待遇规定，我和爱人分别是师、团职干部，早就应该享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可一直住着一个建筑面积54平方米、使用面积37平方米的两居公寓房。2008年，岳父患脑血栓半身不遂后，岳父岳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女儿也已经13岁，仍是一家三口睡着上下铺。更主要的是，今年原部队机关竣工了4栋18层的团、营职公寓房，提出调整住房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安居才能乐业。

母亲并不这么认为。她说，“贪心是深沟，再多填不够。多大的房子算大？有住的地方就行，人要知足，把精力用在工作上、用在出息上”。

对此，我和母亲理论了很长时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我想即使我听话，妻子和女儿也难以接受她的想法。

沉默了一会儿，母亲坚决地说，这封道歉信不但要写，她还要在信上亲自写一句话。我问母亲写什么，母亲有些生气地说，“我要写‘我儿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住领导’！”

母亲接着说，有大房子当然是好事，可你也不能为了分不到大房子而闹情绪。住上大房子算什么、能说明什么？吃点苦、受点罪并不是坏事情，一定要看得远……

听着母亲的讲述，突然感到了自己的庸俗。也许，有些有权的父母把为自己的孩子多争得一套房子视为爱；也许，那些“房姐”、“房叔”视此为财富的象征，可是我的母亲——一位91岁的农村老太太，却把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如此淡泊。

我突然也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果断地对母亲说：“妈，您说的对，这封道歉信我明天就写。这房，咱不要了！”

母亲的北京之行，近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她若是发生意外不能回归故里的最大忌讳，为的就是让她的儿子活得安全，活得清白，活得堂堂正正。母亲带给我的是一笔无价的财富，一份深深的大爱，更是一面雪亮的镜子：让我照出了自己的灵魂，心灵深处的强烈震撼久久难以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