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7日晚，国家大剧院出品的新编历史京剧《天下归心》首轮8场演出落下帷幕。简约空灵的舞台上，“一桌二椅”渐渐隐于幕后，光彩照人的京剧演员们拥抱着观众席上涌来的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能平息。这是京剧一次既传统又新鲜的旅程，也是一场向国粹学习的最好实践历程。

（一）

《天下归心》采用了近来少见的“一桌二椅”舞台方案，最大限度地把空间留给演员，恢复了百年传统老戏的风格，除去了浮华和雕饰，令人耳目一新。

总导演张艺谋说，“京剧非常纯粹，它的美存在于象征和写意中，我希望用传统的‘一桌二椅’舞台概念，创造简约和象征的表演空间，传递一种形式的美感。这种简约，突出了演员，避免了奢华，强调了现代，符合今天的节奏”。他又说，“对于今天乃至未来的京剧，应该坚持它的程式、它的优雅、它的情怀和由此而带来的所有美丽”。张继钢导演观后也说，“这个戏整个舞台美术非常简洁、新鲜、现代。所谓素朴而天下未能与之争美，没有繁杂、没有豪华、没有各种花哨的手段，呈现得如此潇洒，非常了不起”。

听了两位导演的一番话，我惊讶地发现，它竟然和我60多年前在天津采访梅兰芳亲耳聆听大师所说的话如出一辙。他认为，京剧作为古典艺术，应该保留它的传统魅力。如果进行改革，也要保存它固有的规范和程式，只能渐进，不能冒失地大动手术。他说，“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革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技术）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思想）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它有千百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也就更得慎重，改要改得天衣无缝，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来，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他特别强调，“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现代的人们也许不知道，60多年前梅大师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京剧改革“移步而不换形”的主张，当时并未被人们认知，甚至遭受批判。回忆起这些，我不禁黯然神伤。

看了《天下归心》的演出，我为梅大师扬眉吐气。这是一出为梅大师恢复名誉的大戏，一出回归传统的大戏，一出践行“移步而不换形”的大戏。梅大师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于九泉了。

（二）

1949年10月底，梅大师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返沪途中应邀到天津市作短暂演出。他在津受到热烈欢迎自不待说。11月2日下午，年方22岁、刚刚进入天津《进步日报》（原大公报）做记者的我，有幸在海河之滨的一所公寓里访问了梅大师。

“多少年没在天津登台了？” 我问他。“有十四五年了吧！”他感慨地说。

他身着深灰色西装，虽在旅途，毫无倦容。那年他56岁，但看上去很年轻，容貌光彩照人。

我们谈的热门话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戏剧改革问题。交谈不久，他的秘书许姬传先生也参加进来。对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梅大师发出那振聋发聩、掷地有声的主张：“移步而不换形。”当晚，我写出《“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的访问记，刊于11月3日《进步日报》第三版。同时刊登了梅大师的签名。

这篇访问记发表后，在北京引起了争议。天津市主管文化的领导告诉我，一些名家认为这是在宣扬改良主义观点，与京剧革命精神不相容。梅大师因为“捅了娄子”，暂时不能离津。

面临如此变故，最于心不安的是我这个“始作俑者”。过了两天，我怀着歉疚和不安的心情，再次登门看望梅大师。

大师得知这一消息后，精神紧张，心绪不宁。我看他容貌有些憔悴，也瘦了一些。他焦急并带有埋怨地说，“那天我只不过随便和你说说，没想到那么快发表，又那么快惹来许多麻烦……”

我歉意地说，“这事应由我承担责任。您可以写个声明，说那个观点本出于张某人，是记者强加给您的，与您无关。然后，我写个检讨，承担责任”。许姬传先生沉吟半晌说，“不好，那样反而会愈描愈黑，让人感到梅先生胆小怕事，推脱责任，不虚心认错”。他接着说，“不如由我出面写篇东西，讲明那天记者来访，梅先生有事，只说了几句就走了，对于‘移步’的观点，本是许某人所说，应由我负责”。这样处理，梅大师和我都觉得也不妥帖。仨人琢磨半天，终无良策。

为解决这个问题，天津市剧协出面召开了一次旧剧改革座谈会。市剧协主席何迟致词后，第二位就是梅大师发言。他站起来有些惴惴不安地作检讨说，“我很高兴在南下前夕还有这样一次集会。我也很感谢大家在这回演出中给我以很多帮助”。在涉及发言主题时，他说，“关于剧本的内容与形式问题，我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

他发言后，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华粹深、作家方纪等人相继讲话，对梅作了与人为善、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会场气氛相当温和，没有让梅大师感到难堪。最后，梅大师站起身来，频频点头向大家致谢。

直到万家灯火时分，座谈会才结束。次日（11月28日）晚8时多，我到车站送梅大师、许姬传先生和梅的弟子言慧珠登上了去沪的火车。3天后，即11月30日，座谈会记录全文发表在《进步日报》第一版和《天津日报》第四版上。

通过这次风波，我和梅大师倒是结下了“患难”友谊。他每次到天津来演出，都打电话约我到剧院后台见面，他边化妆边与我叙谈，很是亲切，并由许姬传先生陪同我在剧场前排加座看戏。

回首60多年前的这场风波，对梅大师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与他和善、温良、恭俭、谦让的性格对照，无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但就他后来的涉世处事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此后，因他谨言慎行，再未受到风雨的侵袭和风浪的冲击。

综观梅大师解放后直到逝世前，总是让人感到有些“沉默寡言”。自那次天津风波后，好像再没有听到他关于京剧改革的任何理论观点和独特见解了。这对京剧的发展和进步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损失。

谁也没有料到，事隔17年后，这件似乎已被忘怀的事情又被翻腾出来。此时，梅大师已作古，记者尚存，何幸之有？记者也曾被再三审问。由于我与戏剧界绝缘，再没有这方面的采写活动了，审问只好作罢，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为此，我去北京图书馆寻出旧报纸，把有关报道、文字复印下来，捧读再三，真是五味杂陈，恍如隔世。

（三）

《天下归心》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非常醒目地用红色标示“一桌二椅”图案，可谓画龙点睛，道出了“移步而不换形”的精髓。

在传统京剧宽阔的舞台上，只摆上“一桌二椅”就可以开锣唱戏了，它表明京剧艺术的表现手段是写意而不是写实。在形体表演上，“一招一式”也都是通过多年积累下来的艺术程式来反映生活的真实，而不采用实物实景。如伏案即表示卧床，酒宴摆下只是一表而过，不需要真切地上酒上菜。舞台上虽然仅有“一桌二椅”，它却能派上几十种用场：可以是客厅的陈设，也可以是床铺罗帐，还可以是亭台楼阁，又可以是高山峻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剧情发展需要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里有充分的写意空间。不仅“一桌二椅”代表许多实物、实景，4至8个龙套能代表千军万马，走一个圆场便是经过了万水千山。空空荡荡的舞台上，还可以有山川河海、竹篱茅舍、殿堂宫阙、古刹荒村。一根马鞭能显示英雄豪杰驰骋于荒滩大漠；一柄船桨可以代表舟船行驶在长江大河或曲港小溪，全凭演员恰到好处的夸张表演。人们乐于观看这种举世无双的超时空“奇迹”出现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因此，京剧的“形”是不必“换”的。

随着声、光、电等手段加入舞台布景，这可以显示出京剧与时俱进的“移步”，但它只能大略对剧情加以烘托和渲染，绝不能把它们变为实体。如果不用马鞭，真让一匹马走上舞台成何体统？《三岔口》的武打是在灯火通明的舞台上进行的，给人的印象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如果把舞台灯光熄灭，观众又如何看戏？这些都是不能更改的。也就是说，京剧固有的“形”不能“换”。

我们还不能忘记，京剧舞台上表现的唱、念、做、打、舞蹈、谐谑等，都是来源于生活，经过千锤百炼形成的各色表演艺术程式，同样是千百年来人们生活凝练出来的艺术真实。随着时代前进，艺术形式需要不断充实、提高，表现手段可以适当地夸张、扩大，但不允许失真；生活的细节可以被聚焦浓缩，却不允许删改得悖乎情理。梅大师的“移步而不换形”论即指于此。如果不按照京剧的特色和发展规律，硬要用“换形”的人为手段以求“移步”，例如把京剧改为“话剧加唱”，那么，“形”愈“换”，距离正确发展的艺术道路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