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对资本账户开放心存恐惧，这种担心夸大了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没有将风险与收益、机遇与挑战统筹起来进行权衡。我国从多次金融危机中吸取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建立了一套对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当前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已渐趋成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人对资本账户开放心存恐惧，担心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会让中国重蹈上世纪90年代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覆辙，出现金融危机，使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其实，这种担心夸大了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没有将风险与收益、机遇与挑战统筹起来进行权衡。金融的一大功能就是管理和配置风险，并从中获得收益和效率。如果具备了管理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硬本领，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是可控的。

加大资本账户开放力度，是释放制度红利不可或缺的手段。2001年，我国加入WTO，在一片“狼来了”的忧患意识中，中国企业快速适应了国际贸易规则，并通过各方面创新提升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扩大。经验表明，商品自由流动让中国获得了劳动力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生产要素中，资本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一国可通过资本流动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组织生产，提供商品和劳务，并从中受益。当前，我国依靠低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带动出口的模式几乎走到尽头，有必要深入探索资本流动带动经济发展的路径。

由于资本自由流动具有规模大、速度快、影响大、不易把握等特点，容易冲击金融市场，孳生资产泡沫，加剧汇率波动，给金融市场脆弱、宏观经济管理能力低下的国家带来金融危机，很多国家对资本流动进行必要的管制，我国也不例外。客观地讲，资本账户管制是我国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冲击的一道“防火墙”。然而，这道“防火墙”也割断了我国利用资本配置全球资源的渠道，牺牲了资本要素的功能。迄今为止，在IMF统计的46项资本项目中，我国还有包括证券、衍生品交易在内的近一半项目没有开放，本外币也不能自由兑换。即使在直接投资等开放的项目中，还存在资本流入不限制，资本流出有限制等不对称、不对等现象，而且一些资本交易的支付程序比较复杂，交易的便利性较差。

资本账户管制和资本流动不畅，使得我国在当前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中失去了占据高端的良机。突出的代价有四点：第一，我国居民储蓄率高，投资能力强，而国内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有限，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这就表明，在资本、土地、劳动力三个生产要素中，资本已逐渐成为我国新的国际比较优势。不开放资本账户，这一比较优势就无法发挥。第二，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阶段，若对个人、企业的对外投资进行限制，无疑会阻碍我国产业升级的步伐。第三，国际金融具有证券化特征，在市场上直接融资是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通过离岸市场和国际承销机构，企业可以直接发行手续简便、成本低廉的证券，满足资金需求。对融资中出现的利率、汇率风险，金融机构则提供丰富的衍生品来分散和规避。目前我国主要采用的银行主导间接融资方式，渠道单一，信贷配给问题严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资金使用效率较低，承受了更高的生产成本，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受到不利影响。第四，随着美国“重振制造业”计划的推行，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生产转向美国，相应地削减了中国的出口机会。在贸易主要由资本驱动的大环境下，限制我国的资本流动，容易削弱进出口的动力。

在经常账户开放后，我国为资本账户开放已做了20年的准备。在此期间，我国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多次金融危机中吸取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建立了一套对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管理的体制和机制。2009年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以来，对香港地区的资本账户管制大大放松，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汇率与利率并没有出现大幅波动，政府对套利资金流动的规律有了切身体会，在引导资本流动方面也摸索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

综上所述，当前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已渐趋成熟，除了对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债券交易、部分衍生品交易继续保持限制外，应该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尽快取消其他资本项目交易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