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借休假的机会，我去了趟当年下乡插队的地方——四川古蔺县观文乡建设村。古蔺处云贵高原乌蒙山片区大娄山北麓，赤水河由南往北绕着与贵州分界，历史上红军四渡赤水有三次经过古蔺。古蔺行政区划虽属四川，可自然地理更像贵州，也是“地无三尺平”，山峦叠嶂，沟壑纵横，山高坡陡，交通闭塞。我插队的村在大山的一面斜坡上，从山顶到山脚，散落着几十户人家。

距离1978年我考上大学离开已经35年了，第一次回到这里。在村里转了转，发现过去层层叠叠的水稻田里已无水稻，整个山坡上全部是旱地作物，缓坡地要么是烤烟，要么是高粱玉米，陡坡地是林木，郁郁葱葱、枝叶繁盛。如今，村里基本不种口粮，主要种烤烟等经济作物和树木。目前种点玉米高粱也主要是烤烟轮作的需要。村民王作均的儿子说：“种玉米、高粱和烤烟比种水稻赚钱，我们主要种烤烟，卖钱后买米吃。玉米做饲料，酒厂来收，烟叶卖给烟草公司，比种水稻划算，况且缺水。”王作均的儿子今年42岁，前些年在广东打工，古蔺县政府山地烤烟产业化的政策把他吸引回来。几年前，他承租了10多亩地种烤烟，成了烤烟专业户，年收入2万元左右。从前年到现在，他连续3年承租了50多亩地种烤烟。由于古蔺连续3年不是冰冻就是旱灾，收入不好。面对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打击，他不知该怎么办好，一脸的茫然和无助。

好几位村民邀我去家里看看。一位村民很有成就感地指着他家的一排房子说：“这是你走时我家的土夯草房，后来又修了土墙瓦房，现在我们搬进了这栋砖木瓦房。”从土夯草房到砖木楼房，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巨大变化。村民薛起贵说：“村里大部分人家都修了新房，一些是在外打工挣的，一些是在村里搞经济作物挣的，但也有三分之一人家仍住老屋。”

好几户村民家门口都停着自家的摩托车，有的还是小四轮，让人感叹。昔日弯弯曲曲的羊肠道已变为未硬化的土公路，我们的吉普车就直接开到好几家村民的门口。

退耕还林、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使农民脱贫致富，是我这次回乡最大的感触。5天里，我跑了古蔺县的观文、箭竹、黄荆、桂花、大寨等七八个乡村，发现他们的情况与建设村情况差不多，基本都不种粮食，或是种烤烟，或是蔬果，或是药材，或是植树造林。在大寨乡大寨村过去种水稻的3000多亩烤烟地旁，乡党委书记黄芍说：“面前这块地过去分散在几十户村民家，种水稻。这里特别适合种烤烟，村委会出面组织土地流转，并整理成大田，向大家挂牌招标种植经济作物。”这块3000亩的大田，现有10多个农户中标后在种植烤烟。承租者大都是有一定技术的烤烟专业户，烤烟销售有保障，但轮作的其他作物就说不好了，三年一轮，种什么作物是乡干部最头痛的。目前旁边的坡上在轮换种紫薯，去年大田种金银花，不知道市场要什么，因此都是租给重庆来的公司经营。

在黄荆乡300平方公里原始森林里，退耕还林和封山育林后还有几户农民在深山里居住，山腰的一户农民陈勇告诉我，前些年从广东打工回家后承包上百亩林地，植树造林和种药材，林木和竹子可以间伐，药材杜仲和厚朴等都可卖钱，可道路不通，运不出去。我问他为何不搬到山下，他说：“山陡坡大，搬到山下后管理自己的林地很困难。”他还希望能够享受退耕还林政策（生态林8年、经济林5年）。在黄荆、桂花乡，我看到平坝稻田中种的是中药材赶黄草，山坡上全被树林覆盖。在箭竹乡，山坡上是满坡的红高粱和起伏的绿树林。古蔺过去适合种水稻的田土基本都不种水稻了（据统计，过去十年，中国人的口粮平均每年下降28亿斤，但是饲料用粮平均每年增长68亿斤）。

县委办公室主任曾永纲说，古蔺“七山一水二分田”，耕地中，低产田土占三分之二，特点是“陡、薄、冷、瘦”。农业靠种粮食不经济，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是必然选择。他们算了一笔账：从平均收益看，种一亩水稻是1500元，一亩玉米或高粱是1800元（饲料、酿酒原料），一亩赶黄草是2000元（中药材、饮料原料），一亩烤烟是2500元（烟草原料）。比较效益使农民弃粮食而种经济作物。目前，畜牧、高粱、蔬果、烤烟、药材是古蔺农业的支柱。2012年，古蔺实现农业总产值29.28亿元。其中，畜牧14.1亿元，高粱1.68亿元，果蔬8.65亿元，烤烟1.72亿元，中药材2.7亿元。

县委书记何广斌说，古蔺县围绕“生态畜牧、绿色高粱、优质果蔬、山地烤烟、地道中药材”五大特色产业，打造生态特色效益农业，构建形成“两网两带两片”特色农业产业布局，即：覆盖全县的生态畜牧网、绿色蔬菜网，赤水河流域3万亩优质水果产业带，古蔺河、盐井河流域5万亩绿色高粱产业带，S309线10万亩山地烤烟产业片，桂花-黄荆3万亩地道中药材产业片，推动特色农业标准化、基地化、规模化发展。

这次回乡，看到“退耕还林”、“种植结构调整”等政策在农村落实得比较好，在引导和促进我国西部落后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上积极作用非常明显，也看到大部分县乡干部在抓政策落实、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上真抓实干的辛苦与奉献，尤其是在与箭竹、黄荆、大寨等几位30岁左右女大学生乡长交谈中，更感受到她们的吃苦与奉献精神。但也看到还存在的一些问题，一部分农民的生活还比较苦，脱贫任务依然艰巨。国家对西部贫困地区“三农”扶持的一些政策还需要更有针对性。

县里的干部说，古蔺还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是四川泸州市最贫困的地区，全县85万人中扶贫对象还有15万人，自然灾害频发，因灾因病返贫严重，贫困发生率达19％。农业目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化程度低。受气候、地理条件限制，加上灾害频发、十年九旱，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农产品生产规模小、加工深度低、技术设备差、品牌意识淡、行销能力弱、市场拓展慢，产业化程度不高。二是组织化程度较差。从种养殖到加工、销售，整体现代化程度不高，现代企业组织形式落后，现代物流支撑体系（冷链等）、农工贸融合和产、加、销模式尚未形成，不能适应日趋扩大的电商网络营销。三是缺乏有力的金融信贷支持。涉农企业贷款门槛高、难度大，农民创业小额贷款难以满足发展需求，林权贷款没有实质性启动，土地资源、林业资源、农村房屋资源等对应的金融融资政策没有配套，农业保险政策对真正有风险的险种较为保守，针对农业融资的金融政策体系尚不健全。

结合在乡村了解的情况，我与县领导进行了交流。他们说，也在积极想办法解决乡村发展中的问题，但有些问题需要更高层面和更广范围才能解决。

他们有五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希望国家加大对交通、生产便道、水利设施、电力供应、设施农业的推广和普及等方面的投入，增加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二是健全农业生产担保机制，创新担保组织。建立面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特定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县里的干部认为，农村担保基金可主要由政府主导创立，政府适当投入部分股金，其余部分则通过村民和企业自愿共同集资方式筹集，资金存入银行专户管理。担保基金严格按章程规范操作，接受政府委托和银行监管，接受出资农户、企业的监督。同时，要保证担保基金有长期稳定的补充资金来源，政府从财政支出中安排长期资金注入，以保证基金的长期稳定。三是给予政策扶持。金融政策上，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利率、准备金补贴等。税收和财政政策上，减免农村金融机构企业所得税，降低针对农村建设的各项税率，加强财政资金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补贴，对农村合作项目的审批开通“绿色通道”。产业政策上，大力支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种养殖、林业开发等产业进行重点投入。信贷条件上，将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纳入国家重点扶贫支持发展项目，进一步完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和扶贫贴息贷款的信贷管理政策，创新担保和抵押方式，大力推行“公司+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模式，探索鱼塘抵押、山林承包权抵押、土地经营权抵押、流转土地使用权抵押、商铺抵押等贷款抵押方式，降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准入门槛，提高农业产业发展小额贷款标准，适当调整农业贷款期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解决农户和企业及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融资难的实际问题。支持金融机构对连片扶贫开发地区发展小额信贷。四是强化农业保险，分散“三农”风险。创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保险工作，制定符合企业发展的优惠保险政策，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组织或通过给予财政补贴引进商业保险机构进入农村开展保险业务，扩大和增加保险品种，包括农业生产经营保险、农村居民财产人身保险、农村金融组织开展存贷款业务等保险，对农业保险进行专项补贴。五是加大科技投入和信息服务。比如森林碳汇可以卖钱，黄荆老林的300多平方公里森林可以利用，但人们并不知道，此类传统科技和新型科技信息服务还需要跟进。

（作者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