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1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媒体吹风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决定》有关内容进行了解读。

全面改革大势所趋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当前，发展、改革、稳定都进入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而要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发展问题、改革问题、稳定问题，必须通过全面改革来进行，这正是改革的大势。

从经济方面来讲，我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下一步发展面临众多难题和风险。从改革进展来讲，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5周年，好改的、容易改的、大家共识比较明确的改革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改革都是“硬骨头”。从社会稳定来讲，我们现在处于矛盾凸显期，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

杨伟民表示，《决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其基本特点主要有5个方面：

主题是全面的。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涵盖内容非常广泛。

主线是清晰的。《决定》不仅讲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同时提出“六个紧紧围绕”，分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这6个领域的改革主线。

重点是明确的。《决定》的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火车头”的牵引作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发展问题，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

力度是空前的。《决定》16个方面中有15个是改革的领域，60条中有55条是重大改革任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每一句话的内涵非常丰富，落实下去都可能会使该领域、该环节的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

落实是有保障的。《决定》落实有两个基本保障：一是明确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组织保障；二是明确提出到2020年，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这是时间保障。

全面改革有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

杨伟民认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符合自身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是有目标、有方向、有对象、有重点、有目的性的改革。

从改革的目标来说，这是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是全面的，包括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制度是成熟的，国家治理水平和能力是检验社会制度是否完善和定型的重要标准；主体是多元的，这也是民主的一种表现；方式是法治的，《决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从改革的对象来说，这是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布局，以及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等领域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为对象的改革。

从改革的方向来说，这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方向的改革，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从“基础”到“决定”，这两个字的改动意义非常重大。

从改革的方法论来说，这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发展问题。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主要依靠改革红利释放活力、实现发展。

从改革的价值观来说，这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改革，这是改革的价值取向，也是改革的最终目标。过去，我们改革的重点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现在，已经形成的体制有利于促进效率提高，但在一些方面、一些领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公正、不公平等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我们虽然提高了当代的资源配置效率，却有可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比如环保问题。因此，《决定》就是要确保我们的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全面改革须明确定位

《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意味着在配置资源问题上，其他力量如政府，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只能是市场，表明了我们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这是《决定》的一个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杨伟民表示，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要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进一步明确，在理论上进一步突破。《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意味着在配置资源问题上，其他力量如政府，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只能是市场。”杨伟民说，这种改动表明我们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这是《决定》的一个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首先，界定了政府的作用和职责。在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中，把政府这只手的范围界定了，剩下的就交给市场。《决定》界定了政府职责的5个方面——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是新的突破。

第二，界定了政府定价的范围。《决定》明确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并且要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也要不断完善，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作用。

第三，界定了宏观调控的任务和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确立之初，我们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把宏观调控等同于政府作用，形成了宏观调控扩大化的倾向。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和防御风险。像保护环境、保护耕地、保障食品安全等都是政府日常应该进行的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工作，不是宏观调控。不能在经济过热时就加强环保、严管土地，而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就放松。政府应当一以贯之地执行环境、土地等各方面的标准和准则。

第四，在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上，确定了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也界定了国资委未来工作的方向。《决定》在经济领域包括其他很多领域上，把政府的事情界定清楚了，剩下的事就交给市场来决定。就像负面清单这种管理模式，把限制的和禁止的内容确定了，其余的就交给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