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瑛（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正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

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次日，我回到杭州。在北京的这四十多天，我感觉经历的就像战争年代一样，是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摘编自《历史转折：1977—1978》

王恩茂（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细细想来，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最先是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但刚推行不久，就被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运动打断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工作受到严重阻碍，给人们带来深重的忧虑。直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我们党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

一种被解放的狂喜，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督促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从未感觉到自己当时已是65岁的人了。

——摘编自《历史转折：1977—1978》

萧劲光（时任海军司令员）：

使我感到十分兴奋的是，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使我感到十分兴奋的还有一点，就是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从1979年开始，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我感到全会是务实的，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从此，结束了两年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摘编自《历史转折：1977—1978》

于光远（时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

1978年12月18日三中全会开始。全会没有举行开幕式，18日当天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的讲话，不再有什么主题报告。从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三位中央领导发言的内容来看，邓小平的讲话由于他的地位和他这一讲话的内容讲的是党的全面的路线任务方针政策和组织问题，出席者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全会的主题报告。

最后一天就是大会。首先通过关于增补中央委员的决定，然后通过《公报》。在增补前三中全会上正式列席人员还没有表决权，而通过《公报》和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他们就有表决权了。选举结果，候选名单上100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并选出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还有11位副书记。陈云当选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摘编自《历史转折：1977—1978》

朱佳木(时任胡乔木秘书)：

通过亲身经历,我感到这两次会议有三大特点:

一是议题中途发生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中央工作会议原来宣布有三个议题,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然而,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真理标准讨论中暴露的问题和中央人事调整问题,并且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召开三中全会,最初的动议也只是为成立中纪委,而实际上却变成了确认工作会议的成果,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二是持续时间长。开始时宣布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开20多天，结果,实际开了36天。因为工作会议讨论得相当充分,全会主要是履行手续,但仍然比原定3天延长了2天。这样,两个会共41天。

三是气氛热烈、活泼,真正做到了代表畅所欲言,简报有闻必录。会议开始时还有扣发简报等压制民主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很快就被打破,越往后越活跃,大家的兴趣也越大。

——摘编自《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