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创时期的体育庆典到今天的奥运配套工程，全运会的路似乎越走越窄了。

第十二届全运会落幕了，中国体育人的目标自然瞄准了3年后的里约奥运，中国体育正式进入了“里约周期”。全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选定东京为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所以现在就可以预言，2017年天津全运会后，中国体育还将顺理成章地进入“东京周期”。

自中国体育重返奥运大家庭以来，全运会就成为中国体育向奥运进军的冲刺点，所以就有了“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口号，也有了汉城奥运会成绩不佳后调整全运会办赛时间，从奥运前一年调到后一年举办的措施。为了进一步接轨奥运会，从八运会开始实施全运会竞赛改革举措，类似项目设置、计分方法等，都使得“全运会—奥运会”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精英体育的循环模式越来越完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全运会的未来产生了自己的看法。

全运会本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事物：1956年以后，中国始终被排斥在国际体育大家庭之外，在缺乏国际交流的情况下，参照1956年开始举办的全苏运动会，我们在1959年举办了第一届全运会，一方面为体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竞技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也为广大体育爱好者提供了欣赏观摩的机会。那届全运会设置36个竞赛项目，6个表演项目，基本囊括了当时的专业体育队伍，真正起到了展示新中国体育成就的作用。当年全运会的举办，也确实在全国激发了人民开展体育锻炼的热情，这是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

全运会的举办是体育主管部门充分发挥行政职能促成的，却又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无形成为衡量体育主管部门行政业绩的标杆，难免招来很多的议论。2001年广州全运会前，就有过关于全运会未来的讨论，当时一位长期在原国家体委担任宣传工作负责人的老同志就说过，“全运会的名次升降已成了衡量省市体育工作的惟一标准，压力过大，迫使省市体委一切为了全运会，没有更多精力抓群众体育和增强人民体质”。正如这位老同志所说，全运会从全民联欢式的体育盛会越来越趋向于体育精英争高下定输赢的擂台，每场胜负都关乎运动员、教练员乃至省区市体育主管官员的切身利益（1987年全运会后，有多位省体委主任因为所在代表团成绩较4年前大幅下降，在第二年的人大会上被代表们提议罢免），体育主管部门不知不觉间就把全运会的成绩与整个体育工作的业绩好坏相等同。对“体育政绩”的过分追求，很难避免诸如假球黑哨、利益交换等乱象的发生，也为全运会带来了不少负面的评价。

由于过分突出奥运战略，使全运会回归全民健身的口号很难真正落到实处。由于强调与奥运接轨，对体育场馆建设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苛，给很多专业性极强的场馆的赛后维护运营造成压力；随着我国各地城市建设的发展，举办大型运动会给城市建设带来的推动功能也日趋弱化；作为奥运战略起点的全运会往往能出现惊人的好成绩，可创造这些成绩的运动员有的迅速销声匿迹，有的在奥运会上也无法重现全运会上的状态……。凡此种种，都为今后的全运会是否一定要和奥运高度契合打上问号。在我国体育主管部门的行政功能没有改革之前，谈及全运会的废存并无意义，但作出适当的改革创新确有必要。在我个人看来，像马术、高尔夫这样自成体系的项目完全没必要借全运之力来推动，橄榄球等缺乏群众基础的项目也没必要非得挤进全运会，适当增添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反倒有可能让全运更具亲和力。

从初创时期的体育庆典到今天的奥运配套工程，全运会的路应该说越走越窄了。12年前在广州就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全运会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就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精神表现力的集中展现。如果起不到这样的作用，那么它所面临的必然是改革和创新。由此看来，未来的全运会依然面临如何改革创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