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抗教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项目主任，是新加坡著名的经济专家。他曾与厦门大学合作，从2006年起，连续6年预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且预测结果基本准确。近日，就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一系列关于调整经济结构问题，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以及新一届中央政府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

陈抗：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拉动GDP增长主要靠投资，而且主要是靠地方政府上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等。但是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近年来过度的投资实际上存在很多弊病和问题，如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过度开发等等，而且对水和土地等都造成了大量的负面影响，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新一届政府之所以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是因为这种观念目前已经形成了共识，而且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其实，中国谈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年了，从“十一五”规划就开始讲要调整结构，但是一直没大的动作，进展非常缓慢。1997年至2002年，中国有相当大一部分经济增长确实是因为需求而增长，所以当时的增长率比较真实。李克强总理强调要高质量的增长，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经济发展不能只看数字。一味地追求数据的增长，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限制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使地方经济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减速。但是，这种经济增速的放缓，与2008年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由于出口衰退带来的问题不一样。如果说那时的经济减速是被动的，那么此次减速应该说是主动所为。新一届中央政府明确提出改变政绩观，不再以GDP论英雄。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又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以稳定为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保增长、稳增长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央政府不能容忍GDP增长的速度下降太快。

记者：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需要作出怎样的改变？

陈抗：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肯定要经过一个阵痛的过程，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经济低速增长期。但是现在处在调整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一出现阵痛就马上往回调整，有可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容易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国人十分推崇的“保八”概念，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以前“保八”，是为了就业的问题，但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因为GDP的增长跟就业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弱。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府的职能没有转变过来。把GDP当作政府的首要任务肯定是不对的，政府的职能必须由“GDP主义”转到促进内需增长和消费上来，同时进一步压缩投资，尤其是压缩那些浪费大、高折旧的投资。简单地说，就是要多消费，少投资。关于减少投资的问题，目前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再搞“GDP主义”，也不再以GDP论英雄，所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方面的压力已经减轻了。另外，关于资金来源问题，中央通过对银行以及各种融资平台和“管道业务”的控制，减少了地方政府手上的资金，同时也管住了投资冲动。

另外，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财政收入大部分让中央拿走了（55%），留给地方政府的钱解不了地方政府的“渴”，地方政府总是处于缺钱状态。而且中央政府每次出台一个项目，总让地方政府自己配套一块。地方政府只能各显神通，四处找钱来配套。结果中央认为地方还是有钱，否则哪儿来的钱配套。客观地说，有的地方政府是有钱，但大部分地方政府还是处于缺钱的状态，因为要管的事情太多，花的钱自然就多。没有办法，地方政府只能层层往下压。所以说政府的职能一定要作出转变，“无限政府”永远会缺钱。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如何扩大消费的问题，经济学里有一句话叫做“供给创造需求”。但是中国有人认为，现在的家庭一般该有的都有了，你让他消费什么。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是不对的。中国的消费里面服务性的消费缺失了很大的一块，一般来说这种消费常常是由那些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来做，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发展，与那些容易拿到钱的大企业相比又缺少竞争力，所以没有办法生存。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资金市场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要允许小型银行和小型服务业的发展，给他们生存的空间。因为只有小型银行才愿意做小型贷款，而大银行有时候是不屑于做小额贷款的。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亟需解决的3个问题，一个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一个是资金市场的发展和扩大内需；再一个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理顺。这3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把增长方式转变过来，才能把投资比重压下去，才能把消费的比重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