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体育部门的工作重心和行政职能更多地向全民健身方向倾斜，应该算是中国体育今后的发展方向。

“8”，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吉利数字，8月8日自然是个好日子，所以，5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就选在了这天开幕。那以后，8月8日又定为全民健身日，成为一个法定的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前后，都会有很多与全民健身有关的活动，今年也不例外。不做体育采访已经很多年，各种公众性活动的采访也无须参加，倒是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2013年20至69岁人群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抽测工作调查结果”让我更感兴趣。

不必写新闻，我对调查结果中身高肥胖一类的热点数据就不太感兴趣，倒是对其中体育健身的目的一节细细读了。特意把“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找出来作了对比，那次的前3位分别是增加体力活动（34.8％），消遣娱乐（26.8％）和防病治病（18.9％），这次依然如旧，只不过第一项有1个多点的上升，后两项分别有2个多和4个多点的下降。我总觉得这第一项和第三项其实有相通之处，增加体力活动也可算得上是潜意识的防病治病。在我印象中，2003年非典是大众体育意识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节点（至少在北京是如此）。作为曾经的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2003年以前在北京周边的山地上走动，很少能碰到同路人。2003年以后，参加户外运动的人陡然增多，别说离城区近的小西山了，类似小五台东沟、海坨鞍部这些以前可以静静地躺在地上数星星的地方，也都变得像王府井小吃街一样拥挤。让我来解读，在中国，目前参与体育锻炼的目的还是更偏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真正出于对一项运动的热爱投身其中的还不多。

与我们为了行政部门指导体育工作提供参考的目的不同，国外的调查更多来自商业基金的支持，选题可能更加细化；他们的调查提供各种详尽的数据，体育运动器材厂商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策划调整产品设计生产方向。比如，美国户外基金会最新的调查表明，2012年美国户外运动总参与人数达到1.419亿人，5年周期中哪项运动增长，哪项运动减少都有详尽的数据(例如非传统铁人三项运动增长40%）。这也是商业性调查和行政公益性调查的差异所在吧。

另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数据是锻炼场所。调查说，城乡居民的体育锻炼主要选择公共体育场所，大部分人会选择距离1000米以内的体育健身场所进行健身活动。这和美国有1.4亿人参加户外运动的方式相去甚远。国情不同，美国人对体育运动的热衷和参与程度支撑着他们庞大体育产业的发展，我们对公共体育场所的依赖性则对体育行政部门提出更高的要求，督促他们利用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为国民提供更多的体育健身场地。让体育部门的工作重心和行政职能更多地向全民健身方向倾斜，应该算是中国体育今后的发展方向。

著名的体育市场研究公司Sportcal有一项覆盖面很广的全球体育影响计划的研究，主要是根据2008年至2019年间超过700项大型体育赛事的承办数量，每年公布各国的全球体育影响指数。2012年和2013年，中国都位居指数榜的首位，不同的是，去年的得分接近6万，领先第二名英国2万；今年只有44000分左右，领先第二名加拿大5000分。Sportcal的分析指出，中国得分下降是因为近期的重点更倾向于大众体育，而不是举办重大比赛。我把这个分析看做一种正面的肯定：只要大众体育更健康地发展了，就是一件好事。

调查中最后一个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是，虽然锻炼人群中选择健步走和跑步的比例有所下降，依然超过50%，占了大头。这个是有点私心的，腰伤的缘故，早就不能参加激烈的运动，健步走还可勉力为之。考虑到“大部分人会选择距离1000米以内的体育健身场所”的特点，走路更可以随时随地开始锻炼。大哲学家康德活了80岁，从未离开他的家乡格尼斯堡，惟一的锻炼方式就是每天下午3点半的散步。悠悠数百年，先贤的锻炼方式依然是最为简便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