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只是在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里，才能够感受到尊严，而一旦离开了这种环境，迁徙到别处，生活在另外一种体系之中，就会陷入沉默。

上一期的《中国好声音》里，得过巨型脑瘤的单冲峰演唱了一首《存在》：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我该如何存在。他说，我是一个死过一次的人了，我跟别人唱歌的感觉不一样，我是在用生命来唱歌，我要做我自己。我现在什么都不会了，我只会唱歌。

看着这位从脑瘤手术中走来的人，听着他演绎的《存在》和他自己的存在故事，头一次觉得有人唱起这首歌时不显得无病呻吟。我突然想起了刚出版了新书《出梁庄记》的梁鸿。她在最近的访谈里说，如果你比较德高望重，你在梁庄里会非常受到尊重。但是一旦走出那个梁庄，到城里面当装修工，你马上变成一个沉默的风景。你所有的尊严、所有的价值都统统被忽略。农民的仰望星空没有被我们感知，他们的仰望星空被我们这个文明，被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的体系，包括我们自身都遗忘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或许这是现代人遇到的同一种存在的困境。一个人只是在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里，才能够感受到尊严，而一旦离开了这种环境，迁徙到别处，生活在另外一种体系之中，就会陷入沉默。不管是农民还是市民，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是如此。完全可以想见，在城市间迁移的单冲峰，在舞台之外一定是沉默的，很少有人有耐心聆听他的过往，感受他对生命的理解，就像梁鸿笔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一样。这两位的讲述，不约而同地让我们意识到了那些被忽略的价值。

这种忽略，存在于精神层面，中外皆然。在《与故土一拍两散》里，王昭阳写道：“美国社会最重要的划分成败的指标，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成长的孩子极难适应和理解的两项——酷与性感！”这种标准犹如“无形无重的砖瓦巨石，筑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自以为是的眼神中”。而生产酷与性感的那套机制，最终将人扁平化，塑造成同一个样子：不停地消费，用青春和腰包支撑曼哈顿的精品店与旧金山的名利场，明明弄丢了自我，却还以为是在张扬个性、品味时尚，就像《小时代》里的几个女娃。

面对生产酷与性感的那套机制，面对强大的话语体系，我们应该如何存在？是随波逐流让自己保持沉默，变得和别人一样扁平？或是勇敢地挣脱牢笼，保留自己的方式？就像印度的男子，在西服流行全球的时候，依然经常穿着与众不同的民族服装。这是一种幸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