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 晶

“我认为，中国电影现在到了一个好时候，正处于一个多元化的开始。”香港著名导演陈可辛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签署10年，也正是中国电影越来越商业化的10年。“大片”是这10年中电影在人们印象中很深的一个词，但也反映了中国电影这些年的发展，让观众养成了“回到影院”的习惯。陈可辛说，最近一两年，又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一些中小型制作的电影开始成功，最早是偶尔成功，现在是常常成功。我觉得，“电影与生活有关”的趋势在中国已经越来越明显。

人们通过电影关注自身

从电影《英雄》开始，十年中有八九年都是古装大片当道。但经过这个比较浮夸和浮躁阶段后，老百姓开始追求与自身生活有关的东西。从《泰囧》的出国旅游，到《致青春》的怀旧，再到《北京遇上西雅图》，都在反映社会中不同人的不同故事，关乎老百姓能够负担得起的娱乐。

陈可辛说，我所拍摄的《中国合伙人》也是在讲述改革开放30年来的故事。这是非常好的出发点——电影开始多元化，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希望把自己的生活搬到大银幕上。艺术本来就源于生活，真正回归到生活，会有很多题材可以做。关注百姓自己的故事，对于社会、国家和民众而言，都是一种心态的沉淀。10多年前，韩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无论站在商业或是人文的角度讲，这样的变化都是可喜的。所以我觉得眼下是中国电影最好时候的开始。

电影的规律与规则

陈可辛说，个人意志不需要和规则对抗，但可以在一些细节上坚守。比如在那个“大片”充斥的年代，我也曾经拍过“大片”。因为如果以“负气”的态度对待，不去拍“大片”，你可能就没得拍了，甚至还可能离开电影圈。所以我选择遵守规则，而“大片”阶段可能也是中国电影必经的一个阶段。但是，在外表非常符合商业电影的同时，我通常会将“内核”挖深一点，去讲一些人性的东西。人们有时会说，《甜蜜蜜》是小众文艺片，《投名状》是大众商业片。其实对我而言，《甜蜜蜜》才是符合大众价值观的那个商业片。所以说，拍电影可以在表面上应势作一些改变，内在里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底线。

千万别有“安全感”

陈可辛表示，从拍电影的角度来说，你可以有故事、有激情，但是千万别有安全感。如果你把故事完全摸透了，其实也已经没有了激情。我一直追求在创作中寻找“风险”。我喜欢找一些很有激情的，但是又摸不透的故事，这之后的“冒险”和“风险”，恰恰是创作中最需要的元素。就像这次拍《中国合伙人》，我没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内地待过，这最初是我的一个很大顾虑，但后来我发现只要大的方向对，细节可以交给团队。编剧写出具有本地细节的剧本，团队帮你推敲细节，最后让电影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年与内地同行合作，不断作多种尝试，已让我们的团队成长为一支优秀的团队。

拍小人物需要大时代

拍小人物需要大时代，在时代背景下会让他们的遭遇更动人。

陈可辛表示，《中国合伙人》的主题是梦想，我觉得改革开放30年就是非常好的大时代，而且也没有很多人直面去拍过。本来想拍爱情、想拍年代的跨度，结果最终电影成型拍了梦想。通过拍电影，我仿佛又回到过去，像年轻时那样执著地相信梦想。如同电影中所讲，“梦想就是一种让你坚持就觉得幸福的东西”，这个主题感动了我。我不会去说“只要努力就会成功”之类的话，但我想通过电影表达“只要有梦想，你就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