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正在悄然发生一些新变化，让我们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值得重视。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对资金的吸引力加速上升是有力证据之一。据统计，2012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降到十年前的水平”，只有5489亿美元；但同年，新兴经济体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6800亿美元，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格局呈现出“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超发达国家”的特点，并延续至今，而这在2012年以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从经济增量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绝大比例也都是新兴经济体贡献的，其增长潜力以及对全球技术、资金、产品的巨大需求，为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为世界各国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实体经济领域竞争空前加剧。与前几年侧重虚拟经济不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重返实体经济领域，提出了世界经济“再平衡”以及贸易逆差国扩大出口等政策设想及目标，导致制造业竞争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源、市场和资金竞争更加激烈。最近，英国政府就高调举行全球投资大会，以期吸引更多外国投资，为英国实体经济复苏和增长助阵。美国、欧盟等加快“再制造化”，发力新兴产业，其目的说白了也是为了在未来的实体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更让人关注的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部分发达国家还对主要出口国举起贸易保护大棒。2012年，仅我国出口产品遭到贸易救济调查的涉案金额就近280亿美元，同比增长300%以上。

还有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国际贸易规则博弈激烈，全球贸易自由化出现新趋势。启动于2001年的多哈回合谈判10余年进展甚微，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低潮，而区域集团化趋势却风生水起。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正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两大支柱，构筑游离于原有贸易规则、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新格局。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加入相关谈判。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影响，我国也不能例外。面对全球化的新变化，我国亟须寻找新的定位。过去30多年，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贡献巨大，“世界工厂”的角色可以让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好，但如今这一切赖以存在的大环境正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贸易的传统市场在萎缩、新兴市场在兴起，中国面临新的机遇；更表现在国际贸易竞争白热化和国际经贸规则纷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挑战。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只能走转型升级的路子，外贸发展方式要转型升级，产品制造要转型升级，整个经济都要转型升级。只有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了，内功夯实了，中国应对全球化新变化的筹码才会更大，才能真正把握话语权、有效化解挑战。时不我待，在这方面，动手越早越主动，动手越晚代价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