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并不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而是有其相对独立性，需要上上下下共同推进。

回首2012年，有中国学者计算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5年已完成46.44%、2010年已完成62.74%，成为经济学界饱受争议的一件事。

同样是2012年，韩国歌手朴载相一曲《江南style》唱红全球，7月到12月的短短半年时间，youtube点击数突破10亿，到今年1月底，更突破13亿大关。中外无数名人阶层、草根人士热秀《江南style》、大跳骑马舞，并纷纷推出“航母style”、“加班style”等各类模仿变种。经济上，该曲为youtube直接带来5000万元进账，淘宝网的相关服装、眼镜、鞋帽、公仔、面具、动漫、骑马舞教程等产品达18000类；“鸟叔”所在演艺公司股价上涨50%，其父经营的公司市值上涨500%；韩国江南地区游客数量激增。“鸟叔”也因扩大了韩国的国际影响力，而被授予韩国文化勋章。由此看来，“软实力”一方面增强了文化影响与认同程度，也能带来“真金白银”。

当然，“软实力”不仅限于服饰、歌曲、戏剧等形式，还包括日常生活的其他非物质因素。曾有经济学家说过，从发展经济角度看，全民懂交通规则远比全民懂得高科技更重要。究其原因，正如台湾学者陈弱水在其《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言，“缺乏秩序使个人与社会整体必须耗费更多资源应付混乱局面，常使生活质量不升反降”。中国近代以来的长期积弱，表面上是经济落后、军事羸弱，但“软实力”滞后是更为深层的原因。对这种滞后，法国汉学家魏丕信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和荒政》中有形象的描述，如当时运河中的航运船舶随意加塞、马车到处停放，路上装卸堵塞交通等社会现象非常普遍。到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政府也曾试图开展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并采取禁止随地吐痰、禁止乱丢垃圾、遵守交通秩序等具体措施，但因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改革滞后，终以失败而收场。

中华民族的复兴除应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外，更应体现在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民意等方面的“软实力”提升上。民族复兴的字面含义是较之以往繁荣时期的重新兴起。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莫过于汉唐，汉唐时期并非中国历史上GDP最高时期，但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冠盖服饰、书法绘画、文学艺术、日常饮食等的影响波及至今，这就是现代所谓“软实力”的主要元素。所以《论语》季氏篇就说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美国大片、日本动漫、意大利服装等作为“软实力”的载体，都曾经或正在改变世界。

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察，战后几十年，美国利用“软实力”成功获得了巨大国际影响力，但后来却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收买、军事征服等“硬实力”，影响力反倒日趋式微。近观中国，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魏丕信书中的马车也换成了汽车，但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式过马路”却依然成为2012年下半年人们热议的社会现象。中美两国的不同发展路径，都说明“软实力”并不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而是有其相对独立性，需要上上下下共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