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有些专家认为，土地制度是下一步农村改革的突破口，您怎么看？

陈锡文：土地制度应该说是社会广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一些学者把土地制度和解决当前农业农村问题关联起来，说是下一步农村改革的突破口，有点过了。我并不是说土地制度不重要。土地制度改革至少涉及4大问题：第一，征地制度问题。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下一步就是怎样操作的问题。第二，农地经营制度问题。这跟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是直接相关的，包含着家庭经营方式还有没有活力，是不是要更换农业经营主体等问题。第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问题。不少学者主张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同等对待，自由流转。世界各国的土地制度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土地用途实现严格管制。土地怎么用，要服从社会公众利益。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说是可以让农民靠卖地致富。第四，农村土地金融问题。土地、房屋等能不能作为抵押物来获取贷款。更深层次的还有，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怎么理解等。所以说，土地制度涉及面非常广。从一定意义上说，土地制度是下一步农村改革的一个大问题。

记者：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村土地流转要做到“两不”，即“不限制，不强制”。如何理解这“两不”？

陈锡文：限制也是强制。关于农村土地流转，历来都是强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流转的途径是市场，政府行政手段尽量少用。目前土地流转的规模大概占到整个土地承包合同面积的20%，将近2.6亿亩。这里确实应该说大多数是农民自愿的，但是各种各样强制性的手段也有，如有些企业大户要地，当地政府出面帮助，转不转也得让你转。提出“两不”，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强制流转的现象。

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免不了涉及土地流转。要流转，前提是产权必须清晰，所以必须进行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一个是包括农村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一个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确权登记颁证之后，土地才能进入流转，将来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记者：让更多的农民变成市民，而城市居民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是否意味着农民“两头占”？或者说农民就会失去宅基地？

陈锡文：说农民工进城“两头占”，城里占了一份资产，乡下占有一份资产。这个说法立不住脚。一些地方提出“两换”：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这是根本不相干的事。我们一定要树立尊重农民财产权利的观念。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是合法的财产权利，要受到法律的保护。

按照《物权法》，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是用益物权，用益物权人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也有表述，承包期内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收回和调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也明确指出，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现阶段，农民工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本人的意愿，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

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法制观念要大大增强。如果农民进城，政府应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政府的天职。

特别要强调的是，农民工市民化，不能只盯着农民的土地。要警惕这样一种倾向，把城镇化率指标看得比GDP指标还重，于是就去拆农房并村庄。坦率地说，我非常担心的就是以拆村并村的方式进行所谓的村庄整治，说白了目的都是一个，为了给城市要建设用地指标。如果一味追求城镇化率，其危害比一味追求GDP还要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代价，将是无法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