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媒体发稿手段越来越丰富，高清电视技术和传输手段更是日新月异，让体育比赛的传播再现日趋多样化，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拓展了更大的盈利空间。

澳网进入尾声，比赛更精彩，观众也看得越来越投入。

从1905年艾伯特公园内的仓库老板板球场到如今的墨尔本公园球场，对现场观众而言，网球赛事本身100多年来几乎没有大的改变。不同的是，当时的人们是从第二天的报纸上才知道罗德尼·希斯夺得冠军的经过，今天则可以借助电视或网络同步了解罗德·拉沃尔中心球场的赛事，甚至可以比现场观众更清晰地看到运动员面部的表情，更精准地看到时速200公里以上的网球仅以几毫米的重合在边线上溅起的瞬间。这些都有赖于媒介的力量。

近代体育传播可以溯源到1883年的约瑟夫·普利策，那一年他买进了纽约《世界报》，形成近代报业的雏形。普利策根据读者的需求，首先成立了体育编辑部，配备专职体育记者，发表体育消息。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体育传播手段并没有质的飞跃，基本停留在打字机（在中国则是纸和笔）、电报、电话，最后变成印刷文字和图片的过程。直到20世纪两次新技术革命以后，电子计算机、电视、互联网络的出现，才让体育传播媒介有了让人惊讶的发展。

中国的体育新闻工作者，真切地感受到信息产业发展带来的诸多变化。作为中国资深体育记者之一，《羊城晚报》的苏少泉在北京采访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时，每天采访后都要彻夜坚守在西单电报局，把抄写成电报格式的稿件发回报社（当时国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每分钟2元多，还要排队几个小时）。24年后的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某著名大报体育部主任的房间引来许多同行串门，因为他屋里摆了一台当时的稀罕物——传真机。苏少泉回忆说，洛杉矶奥运会后，他说服报社用将近3000美元的价格购进一台传真机，那台机器近40斤重！外出采访使用时还经常断线，因为当年宾馆电话都是人工接线方式，接线员发现这个房间的电话长时间没有声音，就会把线路切断。1985年，“柯达杯”16岁以下足球世界锦标赛在中国4个城市举办，某地新闻中心的电话线路不够使用，抢不到电话的外国女记者坐在地上无奈地嚎啕痛哭。进入上世纪90年代，许多记者开始使用计算机，但稿件的传输更多还是使用点对点的专用线路。短短几年之后，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上面说的一切都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变成了历史。

平面媒体发稿手段越来越丰富，高清电视技术和传输手段更是日新月异，让体育比赛的传播再现日趋多样化，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拓展了更大的盈利空间。根据普华永道公司2011年底发布的预测报告，媒体授权是体育市场的第三大收入来源，占24.1%份额。其年均增速在各细分市场中排名第二，为3.8%，2010年的292亿美元到2015年将升至352亿美元。下面这个奥运周期，国际奥委会仅靠出售电视转播权就可以得到43.8亿美元。以互联网传播为代表的流媒体技术和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也开始加入到体育传播的队伍中，让随时随地了解体育新闻、观看体育比赛成为可能。

比起100多年前，今天的观众真是太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