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谁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整个价值链的财富流向。在全球竞争聚焦价值与效率的新趋势下，保持竞争力关键在于能否在更高的价值链上获得竞争力，中国制造必须从以“规模”取胜向以“效率”取胜方向迈进。

近期，苹果公司表示将在2013年把部分Mac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这是十多年来苹果首次将其产品设计和生产部门同时迁回美国本土，伴随着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回归”趋势，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更大。

美国制造回归及“本土化制造”的背后是“再工业化战略”推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欲借“再工业化”战略重夺国际制造业竞争主导权，重塑美国制造竞争优势的战略意图愈加强烈。2010年8月1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的《制造业促进法案》，被视为美国启动“再工业化”的序幕。

美国“再工业化”已经具备一定条件：第一大驱动因素是中美制造业成本差距正在日益缩小。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将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大部分行业中占据比例相对较低，但两国间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劳动力成本并非构成制造业成本方程的惟一因素。2010年以来，中国电力成本已飙升15%，进口动力煤的价格上涨也推高了一些行业的生产成本。目前，中国工业用地已不再便宜，其价格已经大大超过美国。此外，若考虑到因“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价格下降将大幅削减美国的制造业成本。

如果说，成本差距的因素只是决定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一小部分的话，那么，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要素则是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由此推动了新一轮产业的国家间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发展中国家。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不到3%。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中国制造”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只相当于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而反观美国，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通过缩短工时压缩用工投入，从而削减劳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数据显示，2011年第三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产出按年率计算环比增加4.2%，大大超出预期。

在未来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必须向生产率要效益，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让成本上升的压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下大力气向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当然，在转型和升级的过程中，“淘汰”和“死亡”将会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