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登义，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挪威卑尔根大学数学与自然科学荣誉博士，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社社长、主编，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他是我国第一个完成地球三极（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人。

1963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后，我先后在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和大气物理所从事山地、海洋和极地地区大气运动规律以及天气气候和环境关系的研究，有幸走进地球的南极与北极地区，走进地球之巅青藏高原。在8次赴珠峰、3次赴南极、16次赴北极、5次赴雅鲁藏布大峡谷、4次赴西太平洋的科学考察生涯中，我一次次震撼于大自然的美丽与博大。

我一定要把珠峰登山天气预报做好，为我国登山事业作点贡献，为认识珠穆朗玛峰天气气候规律积累经验

近10年来，我曾两次受命在北京做珠峰登山天气预报，两次都准确预报了攀登顶峰的好天气时段。

一次是2003年5月，为纪念人类登顶珠穆朗玛峰50周年，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登山队联合全程直播珠峰攀登。在11天的直播中，我被邀请一起主持“珠峰气象站”栏目，每天约10分钟。当时，瑞士气象台预报说，5月16日到18日有好天气，适于登顶。但我在5月13日上午，第一次比较肯定地预报说：“5月16日到18日没有好天气，登顶好天气出现在21日以后。”

天气实况是，珠峰地区16日高空风增大，把7000米营地、7790米营地的帐篷吹破了。

5月17日，主持人转达了网友的提问：“高教授，你凭什么敢和瑞士气象台唱反调？”我当时回答：“第一，中央气象局每天给我的天气图对我有帮助；第二，中央电视台传来的珠峰云照片帮了我的忙；第三，定日气象站的高空风资料帮了我。”后来，天气状况果然从5月21日开始好转，中国登山队10多人登上了顶峰。

另一次是2008年奥运圣火在珠峰传递时，中国气象局请我做攀登珠峰天气预报的顾问，我在北京为登顶珠峰传递圣火提供了准确的天气预报。

可以说，我对珠穆朗玛女神的脾气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这种了解是长期考察研究的结果。我前后去珠穆朗玛峰考察过8次，8次加起来约有两年又三个月之久。

1966年，我平生第一次参加科学考察，就来到了珠峰。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科学研究计划，我没有预报天气的任务。然而，登山气象组根据工作需要，通过登山队领导与科学院登山科考队领导协商，邀请我参加登山队气象组，负责攀登珠峰的高空风预报。

4月22日，我根据自己的高空风预报工具，估计23日可能有大风。组长彭光汉问我：“你预报风速多大？为期多少天？”我说：“不知道。”由于我的预报不确切，没有被采纳。然而，第二天上午，珠峰高空风突然加大，有12名队员在通过7400米大风口时冻伤，其中8位做了手术。慰问伤员时，有位受伤的老队员跟我说：“我希望你们今后能预报得好一点，让我们少受点苦。”这话让我很难受。我决心今后一定要把珠峰登山天气预报做好，为我国登山事业作点贡献，为认识珠穆朗玛峰天气气候规律积累经验。

此后，在珠峰考察的日日夜夜里，我夜以继日、认认真真观测研究珠峰天气变化与各方面的关系，一心为自己的承诺而奋斗。1984年，在南迦巴瓦峰为中国登山队做登山天气预报时，我一个人既是填图员，又是预报员，还是观测员，长期、中期、短期的天气预报都做，所有的天气预报几乎都与天气实况基本符合。

我们是大自然之子，应亲近大自然、了解大自然，像亲近、了解自己的母亲一样

2009年1月27日，我国在南极内陆建立了当今南极海拔最高的科学考察站——昆仑站。这是我国第三个南极考察站，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南极考察的世界前列。

在南极建站考察，我国是从1984年开始的。1984年到1985年建立长城站；1988年到1989年，在南极大陆建立中山站。上述时期，我两次赴南极进行科学考察，其中一次是参加建立南极中山站。

赴南极考察，科学上的收获固然有之，但对于我认识自然和自我的关系却更有启迪。尤其是建立南极中山站的风雨历程，让我记忆犹新。

我年轻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曾是流行的豪言壮语。然而在建立南极中山站极为艰险的岁月中，我对“征服自然”有了新的认识。记得在浮冰围困极地号考察船时，我们曾用数十吨炸药破冰开道，想令浮冰让道，但密集的浮冰立刻又合拢过来，恢复原状。出人意料的是，7天后浮冰按照自己的规律，不炸自开，极地号考察船抓住时机、冲出重围，完成了建站任务。我想，人与自然相比似乎显得太渺小，与其说“征服自然”，不如说应该“遵循自然规律”。

在国外某大学工作时，我曾参加过该校组织的外国留学生春游活动，活动中有一个讨论会题目是“Who am I（我是谁）？”此次南极考察后，我对“我是谁”这个问题越想越觉得深奥，就目前的认识，我的答案是——“我是大自然之子”。

在南极科学考察中，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与大自然相处，时时刻刻都在接受大自然的提问：小小的浮冰为什么能把“极地号”撞个大洞？南极大陆的“冰崩”什么时候发生？南极的浮冰如何集散？南极普里兹湾的天气与地面气压变化关系为什么特殊？我这个多年与山地、海洋相处的科学工作者面对这些问题也往往交不出好答卷。当我真正接近大自然、了解大自然时，所交的答卷也逐渐接近“正确”。

我很高兴看到中学生们在科普考察中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并树立起他们的科学理想

南极和北极分处地球两端，地球很多高空大气现象如极光、哨声等，有共轭现象，在南北极都能观测研究。但北极比南极离中国更近，需要的研究经费少得多，所以有些科学考察研究项目在北极实施更好。

自从参加南极科学考察以来，我心中总存有一个疑问：中国最北的地方都没有进入北极圈，中国的北极考察站建在哪里呢？

1991年，我应挪威卑尔根大学邀请，第一次赴北极地区科学考察。在考察船上，我无意中看到一位挪威教授手中的《北极指南》，就借来翻阅，发现在1925年8月24日签订的《斯瓦尔巴条约》中，中国是参加国之一。根据条约，凡参加国都有在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建立科学考察站的权利。我很激动，要到这本书，在考察完毕回国后，先后去过几个相关部门汇报，阐述《斯瓦尔巴条约》的意义，特别是建立我国北极科学考察站的重要性，希望国家尽快建立北极科学考察站。

在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积极支持下，我国第一个北极科考站于2002年建成，30多位中国科学家在此工作了2年，发表了10多篇论文。

在2004年，一个永久型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建立了。随着北极科考站的建立，我国真正走进南北极同时科考的行列，取得了多项重要科学成果。

更让我高兴的是，10年来，我国在加强极地科学考察研究的同时，还逐渐走向了科普考察时代。一些中学生和对极地感兴趣的成年人开始去极地科普考察。去年，我应邀到北极点指导科普考察时，乘坐的是俄罗斯破冰船“胜利50年”号，船上120多个位子，中国人占了68个，比例很高。

2007年以来，我曾多次参加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与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委员会联合组织的中学生北极科普考察活动，给他们当顾问。孩子们观察到生物适应自然环境变化的很多新现象。如北极熊本来是捕食海豹的，但由于人类大量捕杀海豹以及北极浮冰面积缩小，让北极熊很难捕食海豹。2008年我们拍到饥饿的北极熊从一块浮冰跳到另一块浮冰，2010年我们看到迁居到海湾开始以捕鱼为生的北极熊长得很壮实，2011年我甚至拍到北极熊吃海带的照片，今年又拍到北极熊吃鸟蛋。这说明，北极熊善于适应环境变化。北京四中一名同学看到北极熊捕鱼后，就在论文《北极不朽的丰碑——北极熊》中写道：“这一现象似乎在揭示环境问题的同时告诉我们，世间万物都在以各种方法维持生命的本质。环境在变，气候在变，动物的习性也会随之改变。”

我很高兴看到中学生们在科普考察中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并树立起他们的科学理想，因为他们才是未来极地科学考察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