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也曾为垃圾处理问题所困扰，生活水平越高，垃圾产出越多，“消灭垃圾”无非是焚化和掩埋。台北地少人多，想建垃圾焚烧厂、掩埋场，就会遭到附近市民的强烈反对。

上世纪90年代，台北决心变被动的“垃圾处理”为主动的“垃圾管理”，策略是“减量化”与“资源化”，机制是制定法律、经济手段、全民动员，鼓励市民主动进行垃圾减量与资源分类回收，目标是通过技术突破，达到2010年“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

1996年，台北开始推行“垃圾不落地”行动，培养市民形成定点送交垃圾的理念和习惯，这之前宣传工作持续了近一年。

2000年7月1日起，台北实行“垃圾减量，资源回收”的“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如果不使用附加了垃圾清运费用的专用垃圾袋，清洁队可拒收垃圾，偷扔垃圾者重罚，举报者重奖。

一周5个晚上，一辆垃圾回收车和一辆货车会准时停在小区附近，每当贝多芬的“致爱丽丝”乐曲响起，市民就走出家门，把垃圾分门别类交到随车来的清洁队员手中，队员们会把一般垃圾放入垃圾回收车，把可回收垃圾放入货车。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造成厨余垃圾特别多，2003年，厨余垃圾被列入可回收类，但要求把做菜前丢弃的菜皮烂叶和吃剩下的残羹剩饭分成“堆肥厨余”和“养猪厨余”两类。清洁队对每天约176吨厨余垃圾的回收利用，每年可省下人民币500万至750万元垃圾处理费用，还能获得近30吨堆肥。

两年前的上海世博会上，记者曾采访过台北案例馆馆长陈庆安，他拿着环保部门监制的最小一号蓝色塑料袋告诉记者，便利店出售的5毛钱一只的塑料袋能装1公斤垃圾，除去可以回收的垃圾，两个人的家庭一个星期的垃圾装一袋就够了。

家庭垃圾除厨余垃圾外，可分两类：需要付费的一般垃圾，不需要付费的可回收垃圾。纸、塑料、玻璃、易拉罐、旧衣服、废电池、旧家电等都可回收，当市民把垃圾按要求分类后，真正花在垃圾袋上的钱就少了许多。

这也是实施垃圾新政后，台北垃圾能够锐减的原因。2000年，台北垃圾日均2970吨，2009年只有1009吨，减量67%，资源回收的比例也从2.4%提高到45%，曾经规划的新垃圾填埋场已无需兴建。没有了街头随处可见、散发着恶臭的垃圾箱，环境变得干净了，市民们都非常乐意配合垃圾分类，尽管这会给他们带来些小麻烦。

陈庆安说，台北能实现垃圾“零掩埋”，在于法律配套、教育引导、志愿者和社区共同努力，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市民配合。

台北的资源回收再利用教育从小学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中学、大学，教师要让孩子们明白，丢垃圾是要分类的，学校和家里都一样。例如，盒装酸奶喝完后，铝塑盖膜是一般垃圾，塑料盒要洗净后放入可回收类。

市民刚开始垃圾分类分错时，清洁队会耐心纠正，遇到偷扔垃圾的，队员们会在垃圾袋中找线索，找到乱扔者重罚，没有线索的，就在乱扔者经常出没的地方伏击守候，也有市民会拍下照片举报。

政府在持之以恒的推进中做了许多工作，制定专门的垃圾回收法案，开始“垃圾减量，资源回收”后，政府垃圾处理费收入少了，工作量多了。要监制有防伪商标的塑料袋的生产，要和流通领域打交道让市民能方便买到，要制定政策鼓励厂商对回收的垃圾再利用。

清洁队的工作量也增加了，他们要对收集来的可回收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旧家电、旧家具会送去修好再低价卖给需要的人，一辆旧自行车修好后只卖100元，学生的校服处理后捐给贫穷国家的孩子。

未来，台北还将再引进“垃圾全分类设施”，进一步减少焚化量，降低污染，并充分回收其中的资源物质，循环利用，让回收量极大化，达到“资源零浪费”的永续环境。

文/本报记者 沈则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