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其他科技园区相比，硅谷尽管已经在地域面积、知识资本等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至今它仍在推进“外引型”人才战略、“开放式创新”及“多样化社区”的实践，借以整合园区内外、国内外资源，探索走出“边界”困境，实现持久发展。

硅谷，目前世界上最著名、最成功的科技园区，半个多世纪以前，却是一片环绕旧金山湾南端的农耕用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斯坦福大学租出的0.2平方公里土地基础上，斯坦福研究园成立，成为硅谷的发展源头。60年代，这一地区成为计算机集成电路制造中心，70年代初被冠以“硅谷”之名；70年代末至80年代，硅谷成为个人计算机和工作站的研发与制造中心；90年代，硅谷再次经历了产业革命，实现了互联网技术的商业化。截至2009年，硅谷的地理边界已横跨加利福尼亚州的4郡40个城镇，总面积约4802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分之一个北京、四分之三个上海、两个深圳。与世界其他科技园区相比，硅谷在地域面积以及经济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等方面，已然拥有巨大的优势，然而，实践中硅谷依然在进行着各种尝试，如“外引型”的人才战略、“开放式创新”及“多样化社区”发展模式的实践，借以整合园区内外、国内外资源，超越园区边界限制，走出“边界”困境，实现园区持久发展。

超越科技园区人才利用边界

人才是硅谷最重要的资产。硅谷发展的实践表现为打破园区地理、民族乃至文化边界限制，寻求硅谷以外的人才资源，走的是一种“外引型”的人才战略。

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是美国的历史传统。上世纪60年代美国移民制度改革，打破了对外国人按民族原籍给予很小配额的做法，优先给予专业技术人才及其家人美国公民待遇，允许他们迁入美国。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外国出生的工程师，以及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专业技能工作者移居美国。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改革迎合了美国西海岸，尤其是硅谷地区70、80年代，发展新一代高技术产业对电子工业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据统计，1990年，硅谷腹地圣克拉拉郡外国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23％，甚至超过了圣弗朗西斯科湾地区最大的移民聚居区——旧金山。就整体来看，1990年，硅谷地区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与三分之一的高技术劳动人口是非美国本土出生的。这些移民高度集中在专业职位上，硅谷技术产业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三分之一是由移民构成。同时，这些移民在洲际和国家分布上呈现出极不均匀的现象，约有三分之二来自亚洲，亚洲移民中又以中国、印度为主，总和接近四分之三。90年代初修改的移民法，进一步扩大了非限额移民与技术类移民的范畴，还增设了“投资移民”条款。

此外，美国推出了鼓励专业技术人员赴美临时工作的H－1B签证计划，允许外国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受雇在美国工作可长达6年，以解决迅速发展的美国信息产业科技人才短缺的矛盾。这一政策不仅吸引了高级打工者，而且使外来人才成为美国高科技产业重要的创业者和经营者。1980年到1998年，硅谷11443家高技术公司中有2001家（17％）由中国人创办，774家（7％）由印度人创办。此外，美国国会于1998年提高了H－1B签证上限，涉及科学、艺术、教育、体育等各个领域。2000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美国21世纪竞争力法案，肯定了外来人才对美国经济强盛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国会进一步增加H－1B签证数量。这些政策措施为硅谷进一步实施“外引型”人才战略，招纳世界贤才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高技能移民，尤其是亚洲移民，对硅谷的发展作出了直接和间接的重要贡献。从直接贡献方面而言，他们作为企业家，在硅谷创办企业，增加就业岗位；间接贡献方面，他们是促进其母国与硅谷之间进行贸易、投资的推动者。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移民建立起越来越广泛的行业网络与社会网络，超越了民族、文化与语言边界，促进了资本、信息与技术的流动，从而使得地方生产者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全球经济合作。

超越科技园区创新系统边界

硅谷很早就认识到，仅依靠公司进行国外生产以及保持与供应商的合作是远远不够的，为保持长久发展的动力，应该建立起基于全球的创新网络。

保持硅谷与其它创新区域的全球性联系对其自身至关重要，因为这种全球化的创新资源整合，能够为他们的地区带来更高的生产绩效，为他们的员工带来更好的薪酬待遇，为他们的公司带来更丰厚的利润回报。硅谷这种开放式、全球化的创新思维仅从其创新成果的重要体现形式——专利中便可窥见一斑。

至2008年，硅谷地区注册专利占加州的比重接近一半（49.1％），占全美的比重超过一成（12.2％）。硅谷的创新活力与创新优势也为硅谷地区吸引、吸收国际创新资源，整合国内外创新力量，进行开放式创新提供了契机。事实上，硅谷的国外合作专利也正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初期，硅谷地区的发明人与外国发明者共同申请的合作专利就占有一定比例（占硅谷专利的5％左右），1996年突破200件，至2000年，国外合作专利数接近500件，所占比重在6％至7％之间。2003年到2005年，国外合作专利数在750件左右，所占比重稳定在8％左右。2006年国外合作专利增长较快，首次突破1000件，所占比重达到10％；2007年在合作专利总数略有下降的情况下，所占比重较2006年仍然上升了1个百分点，达到11％。总体上来看，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头几年，硅谷地区国外合作专利在比重上增长了一倍多，在数量上则增长近5倍。

此外，从硅谷与其主要国外合作伙伴（前10位）的合作专利来看，1993年到2008年，与各主要合作伙伴的合作专利总体上均表现出较大幅度提升。

硅谷开放式的创新模式同样体现在其大量有影响公司的初创者身上。“仙童”公司中的8位“仙童”没有一位来自加州，其中有4位分别来自瑞士（吉恩·赫尼）、澳大利亚（尤金·克莱尼）、匈牙利（安德鲁·格罗夫）、意大利（弗埃德瑞克）。Sun Microsystems的4位创始人中有两位来自德国与印度，其他两人来自美国其他地区。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来自台湾地区，旭电的两个主要人物罗伊·库撒莫套和陈文雄分别来自日本与台湾地区。

此外，公司研发部门全球性的设置同样体现出硅谷超越边界的开放创新模式。比如，HP公司除位于硅谷的研发中心外，还将其研发机构扩展至英国的布里斯托、日本的东京、以色列的海法、中国的大连、上海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超越科技园区传统职能边界

硅谷的发展超越了科技园区的传统职能，一定程度上担当起了综合型社区的职能。“硅谷”是一个集人口、就业、收入、住行、教育、文艺、健康、治安、环保于一体的“创新型城区”。

从科技园区发展的现实来看，园区功能主要体现在集聚、孵化、扩散、示范、渗透、波及6个方面。而这些功能折射出园区创新与经济职能的发挥。而硅谷的发展超越了这种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传统职能，一定程度上担当起了综合型社区的职能。

1998年发布的《硅谷2010：一个致力于共同发展的区域框架》报告中提出了硅谷四大战略发展方向，“高效增长、繁荣共享的创新经济；保护环境、融洽舒适的宜居社区；善用资源、人与机遇广泛相连的包容社会；责任共担、群策群力的区域治理”。可以看出，上个世纪末期，硅谷就已经把社区化方向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一项战略性目标。

现实中的硅谷同样向我们展示了其社区功能的成长与发挥，这首先表现在硅谷对居民教育的重视上。据统计，2007年，硅谷地区高中生毕业率为85％，辍学率12％，毕业生中满足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入学要求的学生比例是52％。与加州相比，2006、2007年硅谷在高中生毕业率，满足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入学要求的毕业生比例两个方面都显示出一定优势。而在辍学率方面，硅谷则明显低于加州。

对居民健康与安全的关注同样显示出硅谷社区功能的发挥。2008年，硅谷地区（圣塔克拉拉郡）儿童免疫率接近85％，显示出对美国和加州的明显优势；1998年到2007年，硅谷地区（圣塔克拉拉郡和圣马特奥郡）儿童出生死亡率一直保持在5‰以下，其中1998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6年、2007年保持在4‰左右。同期，加州地区儿童出生死亡率均在5‰以上；自1998年以来，硅谷地区儿童虐待率多年保持在6‰左右，同期加州儿童虐待率多在10‰以上。

此外，硅谷还密切关注地区环境与水、电、太阳能等资源利用，以及居民居住密度、通勤方式、住房可支付性、房租可支付性、公民参与等。这些都体现出硅谷对科技园区传统职能的超越以及“社区”与“城市”职能的发展。可以说，目前硅谷的发展折射出最深刻的理念就是一个“人”字，凸显“人”的生存质量对于硅谷健康发展的根本意义。从不同视角反映“人”生命的各个阶段：婴儿、幼儿、儿童、青年、成年、老年，关注“人”生活与发展的各个方面：婴儿免疫、幼儿保健、学前教育、小学读写能力、中学毕业、大学学位以及就业、收入、住房、医疗、保险、交通、安全、犯罪、政治参与等。同时，还关注生活在硅谷地区的不同社会群体：高收入者、中等收入家庭、接受救济者。因此，“硅谷”是一个集人口、就业、收入、住行、教育、文艺、健康、治安、环保于一体的“多样化社区”或者说“创新型城区”。

作为世界最早也最为著名的科技园区，硅谷的“外引型”人才战略、“开放式创新”实践以及“多样化社区”发展模式，体现出了对园区空间边界、人才边界、创新系统边界乃至传统职能边界的超越与突破。这种不断超越园区“边界”的开放式实践路径与发展模式，为世界其他国家科技园区建设克服“边界”限制，走出“边界”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参考。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