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承担着稳定金融形势进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职能。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多次出面，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金融危机给予救治，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等。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应对危机开出的“药方”遭到不少诟病，但是IMF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则无人否定。此次波及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自2008年10月陷入国际金融危机的冰岛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以来，作为对国际金融体系最有发言权的这一国际机构，因为其协调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危机的大平台的角色而备受世人关注，与此同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也逐步高涨。时至今日，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呼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来的作用及发展方向受到普遍关注，其改革进程势必对国际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成立初衷及发展历程

  1944年7月，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商讨建立战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问题。会议决定为防止重蹈一战后巴黎和会造成国际金融秩序紊乱的覆辙，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恢复国际间货币的可兑换性和多边贸易。

  在美英等国推动下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促进有序的国际支付调整，来维持全球金融稳定，推动建立二战后新的、更为稳定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避免此前数十年世界金融体制的无序发展。IMF的重要奠基人为英国代表团团长、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和美国的哈里·怀特。虽然两人刚开始时对IMF的构想分歧严重，但最后一致认为，世界需要一个官方的国际机构来促进多边合作，以替代国家间相互封闭的经济政策，同时弥补私人市场的固有局限性。为此，他们声称，设立IMF不仅是为避免再次出现30年代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同时还要防止世界重新陷入闭关自守和保守主义，推动战后经济增长。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已达成的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于1945年12月27日同时成立，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

  整体来看，IMF的目标涉及诸多方面，主要包括：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将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提高，作为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支付制度，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基金组织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而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轻不平衡的程度等。

  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的60多年间，随着世界经济和金融机制的发展，IMF的构成和功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成员数量大幅增加，从最初的29个发展到现在的185个。其次是运行模式由开始的发放常规性的贷款转变成援助成员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其防范和解决危机的机能因此也大幅加强。第三是基金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责任明显增强，借款成员国参与决策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扩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初期，由于众多成员国面临战后重建问题，资金紧张，因而私人资本流动的规模很小，其重要性也有限，国际贸易主要靠贸易信贷融资。当时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跨境证券流动虽是投资资本的潜在来源，但同时也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应该进行监管。上世纪50年代初，欧洲国家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逐步恢复货币的可兑换性，资本流动的范围开始上升，进而，随着欧洲美元和其他离岸资本市场的出现，70年代资本流动的范围和重要性首次大幅增加。石油美元的出现及积累，使这类资产通过大型国际银行再循环到石油输入国，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向全球化的发展。直至上世纪90年代，资本跨境流动已成为世界各地的工业国和新兴经济体重要的投资来源，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变得十分复杂，使人们无法衡量资本市场的规模，也难以预测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因而规范和控制就无从谈起。这对于IMF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初期，一些国家在国际收支中面临融资缺口时往往只能通过向IMF借款来弥补，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日益扩大，这类国家遇到国际收支缺口时，大多是从基金组织借入较少资金，用于支持与基金组织协商同意的改革方案，进而说服其他债权人相信该国的经济形势前景乐观，从而刺激其他私人资本流入，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这一新路径，从根本上改变了基金组织与借款成员国，以及基金组织与其他官方和私人债权人之间的关系。 

结构及管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设在华盛顿19街宾夕法尼亚大道交叉处，与世界银行隔街相望。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2700名工作人员，大多在总部办公，少数则在区域、职能、信息等辅助部门工作，他们的日常工作是跟踪全球、地区及各国经济发展情况，并对经济发展和政策进行分析，为基金决策、贷款及技术援助等提供相关基础信息。 

  IMF虽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但有自己的章程。其运行、结构、资金来源等都有相对的独立性。1945年底正式成立、1947年3月1日开始工作的IMF,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每个成员国在理事会内都有一位理事。从结构角度看，与理事会平行的一是“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其职责是对IMF进行政治监督。该委员会的24位成员是在执行董事会派有代表的国家和选区的财长或央行行长。委员会每年聚会两次，就政策方向等重大问题向IMF提供咨询。二是“IMF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展委员会”，这是基金组织和世行负责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际资产的部长级联席委员会。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成员大多都是理事会的成员，每一成员在理事会都有一位理事。理事会每年例会就重要决策进行投票。IMF由执行董事会选出的总裁负责日常工作，任期5年。自IMF成立以来，总裁一直由欧洲人担任，3位副总裁中的一席则保留给美国人。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的执行董事会制定政策并负责大多数决策。其中的5名执行董事，由基金组织内出资份额最大的美、日、德、法、英5国直接任命，不参加选举，其余的19名执行董事则由其余成员国按地区组成19个选区选举产生，两年一选。在19个选区中，中国、俄罗斯、沙特因有足够的份额，可以单独组成选区选举执行董事。从执行董事会产生的方法可以看出，IMF各成员国的地位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资金的主要来源

  IMF是个类似于合作社形式的金融机构，成员国加入时需存入一笔认缴款，份额多少由其经济地位决定，参照因素包括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经常账户交易和官方储备规模等。认缴份额的大小还决定着成员国可向IMF借款的上限及投票权。IMF用各成员国缴纳本金组成基金库，向遇到金融困境的成员国提供国际收支融资，帮助会员国暂渡难关，并实施经济调整和改革。    

  IMF运行经费来自于贷款利息及收费服务。以2006年为例，IMF从借款国取得的利息、费用等收入共计25亿美元。当年基金组织的行政开支为10亿美元，认缴份额中业务部分的利息支付为12亿美元，余额3亿美元则归入基金组织储备金。 

  为运行便利且维持自身的独立性，IMF还创立了自己的“纸黄金”———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它是IMF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权利。会员国一旦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SDR向指定的其他国家换取外汇，支付国际收支逆差。SDR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成为一国的国际储备。不过，特别提款权与真正货币还有明显区别，SDR仅只是一种记账单位，使用时需要先换成某种硬通货，才能用于贸易等方面的支付。 

  SDR创立初期，其价值与美元等值，即35个SDR等于一盎司黄金。此后，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在经历1971年和1973年两次贬值时，SDR的含金量则未作变化，从而对美元的比值开始上升。不过，当世界主要货币1973年开始纷纷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后，SDR与美元的比价却一直固定在1比1.20635美元的水平上，而对其他货币的比价，都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来套算，从而使特别提款权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也引起众多国家的不满。  

  1974年7月，基金组织正式宣布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为定值标准，每天依照国际汇市行情变化调整。1976年7月，经济组织对“一篮子”货币构成及比例进行了调整，去除了丹麦克朗和南非兰特，代之以沙特和伊朗的货币。1980年9月18日，IMF又将“一篮子”货币简化为美、德、日、法、英5种西方国家货币，其权重依各国经济实力和贸易状况而定，其中美元、德国马克占比分别为42％和19％，日元、法郎和英镑均为13％。1987年，货币“篮子”中的日元所占比例上升为15％，法郎和英镑则各调低一个百分点。欧元诞生后，“一篮子”货币又调整为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所占比重分别为44％、34％、11％和11％。虽然特别提款权仍以西方主要货币为定值基础，但由于摆脱了与单一美元挂钩的局面，相对来说较为合理。 

改革基金组织的呼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建不久，国际间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批评声音就开始上升。先是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对立，导致前苏联等国虽就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一致，但最终却拒绝加入或加入后又退出。冷战后期更为广泛的批评是，基金偏袒与西方关系良好的资本主义军事独裁者，不重视民主、人权和劳工权利等。经济学界长期以来的不同意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援助，一般都要求受援国实施相应的经济改革，从而影响了相关国家的社会稳定，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例如，阿根廷曾因采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政策改革建议，一度被推崇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典范国家。然而，2001年该国的灾难性金融危机，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受指责。不少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议的紧缩财政预算和重要资源开发项目私有化，削弱了政府维持基础建设、社会福利以及教育服务等方面的能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的首要目的正是稳定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将IMF推上了危机救济者的位置。然而，职责与权能间内生的矛盾成为阻碍IMF实现金融危机救济目标的最大障碍。因此，要求从根本上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热门话题，大多都围绕“配额”比例、金融监督和特别提款权等方面展开。

  一是“配额”需更客观地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

  成员国的“配额”是决定其应付会费、投票力度比例、接受援助份额及特别提款权的关键。尽管基金组织执董会不超过5年就可修改一次成员国的配额，并根据全球经济发展情况和成员国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经济地位变化，向理事会建议调整其份额，但时至今日，在国际经济格局已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IMF份额分配比例仍基本沿袭成立初期的模式。西方发达国主要是七国集团所持有的特别提款权多，而发展中国家只持有较少的特别提款权，这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是不够的。制约特别提款权发展的致命因素正在于“股权分配”和储备资产获得成本的不均衡性（大国只需发行纸币就可以获得资产），“股权分配”使得需要进行国际清偿力补充的国家没有获得足够的特别提款权，甚至根本没有获得特别提款权。另一方面，国际清偿力足的国家却积累了大量的特别提款权盈余。

  同样突出的争议是，在IMF内，重大决议都需85％的支持比例等裁决机制，使美国享受了实际上的单国否决权。  近年来日益形成的国际间共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发展中经济体及最贫困国家在基金内的知情权、话语权和代表权不足弊端。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的二十国集团宣言，均要求基金继续推进基金和世行改革，以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尤其是要赋予包括最贫穷国家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更大发言权和代表权”。 

  二是加强IMF自身建设，尤其是对发达国家金融运行的监管机制建设。 

  二战以来范围最广、破坏程度最深的此轮国际金融危机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基金组织对发达国家金融机制运作中的弊端监督力度非常欠缺，应对主要发达国家危机的能力极为欠缺。鉴此，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后，以德法为主的欧洲发达国家，纷纷要求把改善监管机制及提升监管力度等问题列为优先议题。然而，相关专家普遍认为，在该方面要取得令多数国家满意的进展，仍有多重障碍需克服。

  三是特别提款权未来的规模和作用。

  随着世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提款权目前的规模已远远无法应付主要经济体面临的金融困境。随着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必要性正逐步浮出水面。为此，“金砖四国”财长在伦敦会议期间发表公报声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可调配资金明显不足，应从速通过多种渠道扩大资金规模，尤其需大幅度提升各成员国长期认缴份额。并呼吁2011年1月前完成基金新一轮份额全面评估。  

  回顾历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0多年走来，从未像今天这样受世人关注，也从未像目前这样面临巨大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压力。而其原有机制和结构，也从未像现在这样与已经出现格局性变化的世界经济模式不相适应。从各方面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面临实施重大改革的关键转折点，世界迫切需要一个能客观反映和适应现实经济格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确任重道远。

  上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承担着稳定金融形势进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职能。

  下图：游客参观IMF。

              郭 辑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