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长春市是一座“汽车轮子上的城市”。确实，在这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生产制造出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经过近50年的发展，该集团已长成为一座汽车工业城；汽车产业是长春的支柱产业，汽车工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长春市的GDP增速连续两年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首位。

  虽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长春的企业感觉似乎“不太冷”，4月初，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王一鸣随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中国经济信心之旅》走进一汽集团、中国北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与长春市市长崔杰一起，为企业家答疑解惑并“支招”。

为汽车生产企业建言———

抓住汽车发展的20年黄金期

  国际金融危机给汽车企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国际上很多汽车巨头都面临困境。我国的汽车产业在去年第4季度也受到了冲击。为了应对挑战，我国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目前，汽车消费已出现回暖迹象，今年一季度，我国汽车总销量达到267.88万辆。

  王一鸣认为，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给长春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从全国看，汽车产业恰恰是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支撑性产业。我国每千人汽车保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从市场潜力看，汽车产业的发展空间确实很大。而且，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他告诉大家，“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提出，2009年汽车产销量力争超过1000万辆，3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我预计5年—10年我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我国会成为世界汽车发展的中心地区，我们要提升产业的总体水平，包括研发、设计、自主知识产权、品牌运营的能力等，在新的发展中迎来机遇。”

  崔杰提出，长春还是要大力发展汽车产业，他对汽车产业的信心来自对需求的客观分析。“汽车工业会不会一蹶不振？发达国家会不会放弃汽车？我看不会。我有几个想法：一个是这个世界离不开汽车；第二就是我国私人汽车保有量4173万辆，这意味着消费者未来还会换车；第三，发达国家还不会完全放弃汽车。现在发达国家汽车企业破产其实是重组的概念，而且他们在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发展方面投入很大。国际汽车制造业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汽车制造的高端部分转移到中国，只是个时间问题。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着未来发展的20年黄金期，尚处于一个保有量的蓄积期。”

给汽车零部件企业支招——— 

为整个“行走工业”配套

  汽车零部件企业旭阳集团的代表问，汽车零部件企业和汽车整车命运相连，当前背景下该寻找怎样的发展路径？

  王一鸣认为，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细则已推出，规划提出，保证汽车零部件和汽车产业同步发展。目前，我国汽车零配件的发展滞后于整车制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种滞后，零部件企业的发展空间也就更大，长春现在缺中小企业。发展零部件产业是延伸长春汽车产业链、构成产业集群、增强国际竞争力一个很好的方向。”

  崔杰则给企业提出两点建议，第一，给更多汽车企业配套而不要只给一家企业配套，把眼光放到全国；第二，给全部的“行走工业”配套，不仅仅为汽车配套，还可以为轨道客车、农用机械等配套，这样发展空间会更大。

  王一鸣还对汽车零部件企业的企业家们说，国外有很多中小企业专做一种零部件，专业化程度很高，做成了品牌，产品的辐射范围很广。只要企业积极打造品牌，产品就能打入国际市场。他认为，汽车零部件企业是汽车产业里不可缺少的一环，长春需要更多这样的中小企业。

替外向型企业出主意———

签中短期合同以规避风险

  中国北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轨道客车行业的龙头企业，在过去的50年里，奔驰在全国铁路线上的4万余辆客运列车中，有2万多辆是由长客制造的；全国开通城轨的城市共有1300多辆地铁和轻轨车辆，其中有700多辆是由长客生产的。

  该公司总经理卢西伟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政策措施，我们这个行业是受益者。最近几年在铁道部技术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政策支持下，企业技术能力得到长足发展，在行业内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幅提高，每年在国际市场上能拿到的订单超过3亿元。现在企业加班加点生产，订单多，干不完！”但他提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合同是按欧元或美元签的，汇率波动给企业带来风险。面对这种情况，该如何规避风险？

  “很多出口型企业都面临汇率波动给企业带来风险的问题，如何规避风险，也是个难题。”王一鸣说：“首先不要签太长期的合同，因为汇率波动很难预测，签合同时，争取把汇率风险带来的波动因素放进去。从中长期来说，这跟国际货币体系有关，如果用人民币结算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看你们的产品有出口东南亚地区的，这一地区人民币结算推动相对较快，这对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有益。”

  王一鸣认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我国经济将面临调整，这次调整对未来发展有积极意义。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一次洗牌，对一个地区来说是如此，对一个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危机之后，一些老牌企业消失了，而一些企业成长了，一些企业崛起了，一些企业成为世界的主流，危机之后企业所处的位置有什么变化就是检验调整是否到位的一个标志。恰恰是这次危机使我们过去在经济繁荣时期“不想去做、不愿去做、不敢去做、懒得去做”的事，现在不得不去做，这就是危机给我们的压力。只要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捕捉到发展的机遇，就会为我们更长期的发展、更健康的发展、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本报记者 王 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