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05年12月10日美特斯邦威集团上海总部的正式启用，这家在浙江温州起步的企业开启了全新的发展历程。从这一天起，这家以品牌经营著称，在全国拥有2200多家直营店和加盟店的一线服装企业，已经彻底脱离温州，成为一家不折不扣的“上海企业”。

  在温州这样的中等城市，一些企业把总部以及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那些把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较低地区的梯度转移现象相比较，这样的转移似乎是一种方向相反的“逆转移”。

  “在温州上高中，到外地念大学”，对那些向上海、杭州等地转移的企业，温州市经贸委主任姜增尧做出这样的比喻，“美特斯邦威、均瑶这些温州知名企业，现在企业总部都设在上海。”

  “对有条件的企业来说，这样的‘逆转移’实在是个精明之举。”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中心主任郁鸿胜说。产业转移实质上是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这种流动并非只有单向的梯度转移。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的“逆转移”，正是生产要素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促进区域分工合作的重要推动力。

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逆转移”现象不仅出现在温州。在南昌，江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同志告诉我们，南昌虽然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可还是没能留住当地惟一一家软件开发企业，“我们给了大力支持，下决心培育好这个企业，政府办公软件用的是他们开发的，可最后企业还是迁至上海，毕竟上海的产业氛围更好。”

  “温州企业去上海，排除老一代温州企业家浓厚的‘上海情结’这样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因为上海的资源更加丰富，其中有一些是温州目前还缺乏的，比如高端的研发和营销人才。”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认为。

  产业氛围、创新环境、人才需求……企业有足够的理由做出选择，把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如研发、营销等转移至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相关资源更为丰富的大城市。

从企业经营管理和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企业生产环节细分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

  从更高的层面来考量，“逆转移”现象是生产要素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市场配置的自然结果，是企业主动参与区域分工合作的结果。

  这一点可以从跨国公司在我国经营发展的历程中找到端倪。从1978年开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第一步始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转移，此后，随着一个个分散的工厂或子公司、分公司的建立，三菱、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著名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设立公司地区总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作为全球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地位初步显现。联合国贸发会议对全球335家大型跨国公司问卷调查的分析显示，我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首选地。

  从2006年开始，柏衣制衣（广州）有限公司在北京、上海设立了分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刘晓红介绍说，“企业经营范围从设计制造拓展到营销和市场推广，由此设立北京分公司负责华北、东北、西北地区，上海分公司负责华东和中部地区的营销市场。”如今，这家从承接国际内衣订单生产起步的企业，逐渐完善了从设计到销售的产业链，并初步完成其布局：设计在香港，制造在广州，北京和上海则是区域营销中心。

  随着规模的扩张和能力的提升，企业必然会跳出最初的创业地，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市场资源。而市场选择的结果，总是有一些中心城市更容易成为总部基地和研发、设计中心，另一些地区则成为某些产业制造环节的集中地。

  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最为成熟的长三角地区，这种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上海的总部经济正在释放巨大的能量，而江浙地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上海市卢湾区经委副主任王日华感叹说，“我们的淮海路上有66栋商务楼，聚集着100多家500强企业总部，光是新天地附近的‘企业天地’一栋商务楼，一个月就有1亿元的税收。”

破解产业空心化之虑 

  当然，不容回避的是，在一段时间内，“逆转移”对转出地客观上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大量的“逆转移”可能使得这些地方面临产业空心化。

  “企业总部走了，带走的是大量的人才、资金和税收。温州下一步发展亟待培育新的增长点。”面对越来越多的企业外迁，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未来的增长点在于瓯江口开发之后的适度重型化。

  创新的金融环境、完善的产业链条、敢为天下先的区域文化特点是温州的优势，而信息、科技和人才的缺乏，也是这个城市面临的现实。“虽然每年都在增长，但温州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额仅占企业全部销售额的20％左右，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GDP比重只有1.9％左右。”温州经贸委主任姜增尧说。

  2008年，温州乐清的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临港工业区拍下100亩土地，兴建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和太阳能发电机组研发中心。董事长陈道荣表示，这一举措所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人才。

  中等城市如何才能留住企业高附加值环节、留住企业总部？浙江省政府研究中心副主任盛世豪认为，首先就是要改善环境，让企业总部有“生存空间”，这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环境，还包括一些软环境，其中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当关键。

  企业地区总部要负责一定区域范围内企业的投资规划、市场研究、协调统筹，对人力资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要求较高，一般会选择在商业中心城市，而研发环节会向科技资源丰富的地区集中。对于大部分中等城市，这两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对于“逆转移”转出地来说，破解可能面对的产业空心化困境，提升城市功能留住企业，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当下需要做而且能够做的，则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培育新兴产业。

  广东东莞正致力于把过去的“东莞制造”变为“东莞设计”、“东莞创造”。这个著名的“制造之都”开始向高科技产业进军，在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IT产业、光电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环保产业方兴未艾。

  浙江温州则在努力搜集了解转出去企业的具体情况，“我们想看看那些在外面的企业是否希望回来。当然一旦回来，企业品质是提升了的，产品是升级了的。”姜增尧说。

  在盛世豪看来，企业研发中心外设，利用外地乃至国外资源是顺势而为，应当鼓励而不是去限制。既然“逆转移”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应对“逆转移”有可能带来的问题，也只能用市场的办法去解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已经成为转出地各界人士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