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从无到有，从有到好，变化太大了，也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一位72岁的农村老人评价道，“就说文化馆搞的这个文化大院吧，就很适合农村，农民的文化活动就得在家门口搞。”

  徐伟认为，过去文化馆以街乡基层文化生活为主，现在，区域内企业职工、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都应该进入文化馆服务范畴。

  在朝阳区文化馆的老照片中，记者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朝阳区文化馆从历史上就有专业艺术家进社区的传统，比如1979年，中央戏剧学院和朝阳区文化馆联合举办戏剧培训班，罗锦霖、徐晓钟等专家亲自来街道辅导；1982年，朝阳区文化馆在将台乡小井村举办中秋赏月音乐会，著名音乐家时乐 、吕骥、吴祖强等与村民联欢；1983年，“朝阳区文化艺术辅导中心”成立，李德伦、袁世海、新凤霞、黄苗子等著名作家、艺术家都曾来此义务讲课……“9个剧场”之所以在朝阳区文化馆产生，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吧！

  朝阳区文化馆还有一个传统，用他们的话就是“接地气儿”————到基层去调研、创作、组织、发动。

  已72岁的东坝乡王文和老人，说起当年文艺活动的情形还难掩自豪和激动，“我们这些出身农民的人自编自演的节目可受欢迎了。”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化馆的帮助下，王文和、孙启金等人组成词曲创作组，成立了农民合唱队，创作了大量朴实、上口的歌曲，连续两次参加了“北京合唱节”的演出并获奖。

  “改革开放30年，农村文化从无到有，从有到好，变化太大了，也培养了很多的人才。”王文和说，“就说文化馆搞的这个文化大院吧，就很适合农村，农民的文化活动就得在家门口搞。”

  王文和说的文化大院，是朝阳区文化馆培育扶持的以农村家庭为单位的自发文化组织，由热爱文化活动的村民提供场地，文化馆提供设备、辅导和演出机会，现已组建了金盏乡“福贵文化大院”、“士山文化大院”、黑庄户乡“快板刘文化大院”、东坝乡“飞叉刘文化大院”等各具特色的大院活动点。

  徐伟认为，过去文化馆以街乡基层文化生活为主，现在，区域内企业职工、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都应该进入文化馆服务范畴。

  朝阳区文化馆工作人员、红半天女子鼓乐团团长单连伟对记者讲起鼓乐团成立的起因。1997年前后，朝阳区很多企业改制，一些女工40多岁就退休了，有的下了岗。当时馆里有几面闲置的大鼓，有一天，徐伟看到大鼓忽然对单连伟说，“你牵头成立个下岗女工大鼓队吧，再添置一些鼓乐。”不久，60多人的“下岗女工大鼓队”成立起来。

  吴 是第一批入队的老队员。她告诉记者，当时她刚从北京钟表公司下岗，心理打击很大，整天闷在家里不出门。听说朝阳区文化馆成立下岗女工大鼓队，她立刻就报了名。参加大鼓队后，她重新振作起来，“抡起鼓槌，所有的郁闷都消散了，那个痛快啊！”大鼓队集训了3个月就开始参加社会演出，非常受欢迎。吴 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恢复了乐观自信。她重新参加应聘，先后在两家房地产公司工作，退休后又重返大鼓队。

  从北京石棉厂下岗的刘淑华说，“我跟我们厂长说，我参加大鼓队比跟着你干强多了，都去欧洲了。他不相信，我就拿演出的照片给他看。”她们先后应邀去德国、泰国等地演出，还参加电视台、文化部春晚和奥运会等重要演出活动。如今大鼓队已更名为红半天女子鼓乐团，一年要演100多场。“不在能挣多少钱，那个乐啊！我们大鼓队的人都比同龄人显年轻。”刘淑华说。

  在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助理张佳节的陪伴下，记者还找到了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工友之家。在一个宽敞的大院里，几间平房布置成了打工者博物馆，馆内收藏了各种打工者的用品和资料。旁边就是一间影院，晚上，周围的工友就到这里来看免费电影。“每次放映都提前发票，先来先得。”一位叫雷德志的工友说。

  在另一间大屋里，几名工人正在搭建一个舞台，虽然天气很冷，屋里也没有暖气，工友们却干得十分起劲，这座由朝阳区文化馆提供的“帐篷剧场”就要建成了。

  雷德志说，他们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博物馆、电影院、剧场，还有自己的小报和网站，发行制作了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曲专辑。“朝阳区文化馆和乡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他们几个原先只是出于爱好、业余搞搞艺术创作的打工者，如今已经成为工友之家的专职工作人员。

  在朝阳区文化馆，类似民工影院、大鼓队这样的群众文化形式和组织还有很多。就以“社区一家亲”为例，2007年，该活动以“社区一家亲，携手迎奥运”为主题，开展了“舞动2008————世界民间歌舞展演”、“奥运大讲堂”、“奥运草根舞台”等奥运文化活动，成为政府支持、社会关注、百姓喜欢的品牌活动。真正实现了他们提出的目标：由一个单一的群众文化活动场所，发展成为“集基层活动、演艺展览、艺术学校、国际交流、电影放映发行、独立制作出品等综合性、开放性的新型文化馆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