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从久远的日子延续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水网发达的苏南农村，河流融进了乡亲们每天的日常生活，离开了河流，日子仿佛都不知该怎样过。

  “走咯！”在众人的吆喝声中，一条挂机船轰隆隆地驶离了茅梓桥村，船头立着一个穿戴一新的小伙子，使劲踮着脚尖儿向远方眺望着，笑咧了的嘴怎么也合不拢。从茅梓桥河拐进北兴塘河，又顺着水流弯进夏大河……欢快流淌着的河水把个新郎官儿一路送到了八士镇，接来了他的新娘子。

  回忆起自个儿的婚礼，50岁的周涌才脸上有些发红，眼角的皱纹都跟着笑容跳跃起来，那是1985年，一对苏南水乡的有情人喜结良缘。“河水可是我们的大媒人！”

  在那个年代的苏南农村，恋人们约会的内容，大多就是在小河边走一走，聊一聊，清澈的河水承载着年轻人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向远方流去。

  婚礼酒席上的主菜是鱼，鱼丸、鱼块、蒸鱼，巧手的农家人把鱼挖空心思做出花样摆满了桌，“在那个年头，鱼可是稀罕食物。没有个人养鱼的，都靠生产大队分，家家户户每到年底才能分上几尾鱼，办喜事要备上像样的酒席，可不容易！”周涌才说。

  结婚当天，是河水把新郎送到了新娘面前，又把新娘子连同嫁妆带回了家。说起嫁妆，周涌才特别提到了“子孙桶”，这其实就是一大一小两个木马桶。“那个年代，家家户户谁也离不开它，一大清早，河边的一个小水塘边就挤满了刷马桶的人。”

  水塘边上刷马桶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同样，淘米、洗菜、洗衣裳，哪样都离不开自家门前的那条河。水田里的水都是沟渠引来的清凌凌的河水，田里施的肥料也主要靠河里挖出的淤泥。发达的水网联结着村村镇镇，水道是大家出行的主要交通路线。

  “那个时候，谁家娃娃不会游泳？都是在河里长大的。出门赶路，根本不用带水壶，口干了停下来，河里的水捧起就喝，真真是离不开河啊！”周涌才说。

  是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水网遍布苏南农村，每个自然村里都有一两条河浜，河流融进了农户人家每天的生活，也见证着改革浪潮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神奇变化。

  与当时那种自然的生存方式同行的，还有贫穷。直到今天，出生于1958年困难时期的王国清，还对全家人第一次吃红烧肉的情形记忆犹新。那是在1974年，半大不小的王国清半工半读，帮着母亲做农活挣工分。插秧、收麦、翻田、挑河泥、挑大粪，能干的农活没有不干的。“每天上早工、晚工。搓捆麦子的绳子是轻活，搓300根绳子算1个工，可以分两三毛钱，我一上午能搓1个工。刚开始搓的时候手又红又肿，皮破了钻心的疼，等反反复复地结了老茧，就不觉得痛了。”不知皮破了几次、茧结了几层，反正到年终的时候，全家分到了破天荒的80块钱！“妈妈给我们买了猪肉，做了顿红烧肉，那叫一个香啊！”

  到了1978年，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兴起的改革浪潮，开始在苏南农村的土地上逐渐掀起，和千千万万个农民一样，周涌才和王国清的日子都在一天天好起来！1978年，王国清全家6口把48平方米的老房子扩建成63平方米，哥哥成了亲。1985年，周涌才修起了二层的新房子，用508块钱彩礼和16桌酒席风风光光地娶了亲，这一年，王国清也娶上了同村的姑娘。

  那个时侯，为了改善生活，庄户人家的劳动力既要伺候自家的责任田，又要到村办企业中去做一份工。那是怎样的一种劳作啊！王国清记得，早上要五六点钟起来去田里干活，白天到村里的汽车配件厂上班，晚上再去地里忙活，农闲时一天忙两次，农忙时就得忙4次，中午、夜里都不得闲。“记得有一次晚上耕田，我累得往田埂上一坐，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蚊虫咬都不知道，可想而知那会儿的劳动强度有多大。”累虽累，王国清的心里是踏实的：除了交公粮、供全家的口粮，每年还有余粮可售。汽配厂平时付一点生活费，到过年前会计在村里一支桌子，大家就能排队领到钱，“第一年领到了423块钱。一年年慢慢地涨啊涨啊，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增加到了5000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