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和社会获得了巨大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奇迹”使许多外国人士不断探究中国经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自身很重要，对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也同样重要，它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活动，而且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保持着持续的动力。改革开放首先是体制创新。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出发，提出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新的探索并取得了成效。中国模式同样具备可供西方国家学习的因素。现在，西方国家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成功经验更是日益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关注，日益体现出吸引力。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御手洗富士夫认为，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政策正在向致力于改变经济结构的方向转变，即向着更加重视质的方向转变。政策的重点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是谋求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政策目标是在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方面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环保节能领域相继出台了具有实效性的政策。为适应这一需求，经团联中国委员会成立了环境特别工作组，探讨与中国进行环保合作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相信日本与中国环保节能领域合作必将大大加强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伊朗全权代表龚维希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被工发组织及其广大发展中成员国认可，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表率。工发组织的文件对中国的称呼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中大国”变成了“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以贸易带动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就业、以就业带动脱贫的发展模式成为工发组织发展中成员国学习的榜样。推动“南南合作”是工发组织的目标之一。广大发展中成员国非常看重中国独一无二的发展成就和发展经验。

  英国皇家国际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凯里布朗先生告诉记者，他1991年第一次到北京时，印象最深的是满大街的自行车，而如今北京却为汽车太多出现拥堵而烦恼。除沿海地区外，边远地区经济也发展迅速。1994年，他到内蒙古医学院任外教时，从北京坐火车到呼和浩特要12小时，但现在高速公路几小时直达，内蒙古也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柏迈高博士说，1985年他第一次到中国，首都国际机场只有一个航站楼，不仅显得有些冷清，配套服务也不健全，而如今虽3号航站楼都已投入使用，但仍然感觉首都国际机场的人很多，3号航站楼成为世界最先进的航站楼之一。  

  奥地利国际比较经济研究所专家瓦尔特豪特·乌尔班教授回忆说，1980年她首次前往中国时，对于奥地利人来说，中国在经济领域还远不是谈论话题。而今天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成为奥地利政府、企业和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对学术界来说，研究中国已经从“应该”变成了“必须”。她对中国的研究甚至需要分地区、分行业地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满足奥地利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需求。

  中国人的观念、素质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也令人惊叹。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说，中国现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主张各国合作，以维护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