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跟火炬人接触感觉有点不一样：不论老少，他们总是那么蓬勃朝气；不论是搞技术的还是搞管理的，他们保持着一种进取精神————“百舸争流，不进则退”；不论是工科、理科还是文科专业背景，他们都执著于一个目标————“把知识变成财富”；不论是土生土长的知识精英，还是归国创业的佼佼者，“歌唱祖国”的高亢旋律都能令他们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正是有了这群可爱可敬的火炬人，才有了火炬事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火炬文化。

敢为人先 不惧风险

  20年过去了，如今火炬事业在全国开花结果，“敢为人先”的精神依然是火炬文化中最激情的助燃剂。

  作为一个个人，一些人在1988年为了自己的梦想做出了“敢为人先”的选择。

  1988年，王文京和苏启强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辞职，2个人2台电脑，创办了用友软件公司。

  1988年，任正非从部队转业，以2万元注册资本创办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88年，刚刚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小伙子郭为，听了柳传志描述的联想未来，怦然心动，加入联想，执掌神州数码的郭为至今对柳传志的创业精神念念不忘。

  1988年，刘积仁从美国学成归来，有感于美国知识创造财富的模式，有了新的想法———创办一个科研与产业更加密切的新型研究所，继而有了创办东软的设想。

  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1988年把握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为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机遇，做出了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部署。

  1988年8月6日，全国第一次火炬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火炬计划纲要》、《关于高新技术、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标准的暂行规定》等文件。至此，一个全新的、系统的旨在加速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火炬计划正式出台。就在这一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科技园区成立。

  历史的巧合，都是1988年，王文京、任正非、郭为、刘积仁，他们的背景、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却选择了同样的道路————为了梦想，敢为人先，用自己的知识去创业。历史的机缘，1988年火炬计划的出台为王文京们能够梦想成真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所以说从火炬计划诞生的那一天起，王文京们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共同的身份————火炬人，正是这批包括柳传志、任正非、王文京等早期火炬人的“敢为人先”的勇气成就了最原生态的火炬文化。“不上高山兀颠连，怎见人间足壮观”，这是上世纪80年代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创业先锋段永基的名言，正是火炬文化的生动写照。

  20年过去了，如今火炬事业在全国开花结果，“敢为人先”的精神依然是火炬文化中最激情的助燃剂。

  “勇于创新、不惧风险、志在领先”的中关村精神被铸成了12个金字，“激情孵化梦想、创新成就未来”高高悬挂于厦门火炬高新区，“解放思想”被长春高新区放在了园区文化的首位……2001年，全国54个国家级高新区在已经站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头筹地位的情势下，又一次提出推进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二次创业”，再一次展现了火炬“敢为人先”的引领者风采。

  高新技术事业在快速发展，创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填补空白的机会看似没有20年前那么多，但仍然有着一批批具有“敢为人先”的潜质、怀揣着创业激情的年轻人，加入到火炬人的行列，火炬新人说得好，“毕竟如今创业的条件越来越好。”

  以2.9万余名博士、21.6万余名硕士及2.8万名留学生为优秀代表的120多万人的科研队伍正在不畏险阻、攀登高峰，他们的眼睛永远盯着下一个向上的台阶。

心怀祖国 产业报国

  与火炬人聊起他们的事业，他们都习惯性地以“我们国家……”为主语，“报效祖国”在火炬人这个群体的心底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令人肃然，令人感动。

  火炬事业开创之初，我国高新技术底子薄弱，火炬人为很多高新技术成果的“从无到有”而欣喜，而“从有到强”却是另一番滋味。在火炬人创业的初级阶段，“比较”在大多数时候是一种痛。1997年，我国第一台CT机在沈阳高新区的东软公司诞生，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第四个拥有CT研发生产能力的国家。这第一台CT推向市场的时候，其成像速度是58秒，而当时国外CT的成像速度却仅有15秒。国外某CT厂商的业务人员戏称东软医疗的CT为“老黄牛”。东软的一位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说东软的CT速度慢，他们会说是中国人的CT不行，这在我们这些国家培养的科技工作者听来，感情上是承受不住的。”于是，东软发挥软件特长，通过不断提高软件性能，两年内相继攻克一批技术难题，使CT成像速度不断刷新，28秒、18秒、8秒、5秒，直至1秒，与国外产品相比已毫不逊色，现在东软的CT已经成功出口到美国以及欧洲、中东、南美、非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论是西安的火炬人，还是武汉的火炬人，不论是本土的火炬人，还是海归的火炬人，总之与火炬人聊起他们的事业，他们都习惯性地以“我们国家……”为主语，都愿意说说他们的工作与国外同行相比处在什么位置。“报效祖国”在火炬人这个群体的心底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令人肃然，令人感动。

  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有一个年轻的组织————“V815”民族品牌推广委员会，联想、华旗、中星微、用友、紫光、金山、方正等百余家企业共同参与，致力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自主品牌。

  事实上，在火炬计划的系统中，有着很多这样打着“民族”烙印的各种企业联盟或技术联盟，TD—SCDMA产业联盟对TD—SCDMA标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进程的协调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以保证最大化地实现我国通信产业的利益；中国闪联标准以96％的高支持率顺利成为国际标准，从而成就了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第一个国际标准，目前闪联旗下拥有100余家成员单位，包括了中国信息和家电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企业，其中涵盖了整个中国计算机产业40％的份额、电视产业84.3％的份额、手机产业50％的份额；龙芯产业联盟一直为将这款我国自主研发的中央处理器芯片———龙芯向着产业化、标准化的方向努力……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火炬人的信仰，他们心怀祖国、步调一致，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打拼出一片天地。

宽容失败 相互帮扶

  宽容失败是鼓励创新的一个基本前提。不宽容失败，谁还会没有顾虑地去创新？一些公益性、高风险性的项目能够顺利开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火炬的土壤和文化。

  在厦门火炬高新区，我问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熊福京，“厦门火炬高新区有1576家企业，您最牵挂的是哪家？”熊福京脱口而出，“我最惦记郑松，当年他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来到我们厦门高新区创业，可现在他的模具企业经营得不是特别好，我和郑松也没有什么深交，但一想到这些，就替他着急，总想着怎么能帮帮他。”熊福京的惦记让我心里一热，我想郑松本人若是知道了这份牵挂，也一定会心里一热吧。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采访的时候，记者到高新区管委会大楼的某个楼层去参观，一下电梯，迎面就出现八个字“宽容失败 鼓励创新”，已经习惯了看到鼓劲、加油式的宣传语，看到“宽容失败”几个字，的确有点刺眼，事实上，在火炬计划下的全国各地国家级高新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孵化器等，都能够看到、听到“宽容失败”几个字，这已经成为火炬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正如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梁桂所说，“宽容失败是鼓励创新的一个基本前提。不宽容失败，谁还会没有顾虑地去创新？”

  有数据显示，减少创新型小企业失败的重要手段就是进行创业辅导，在美国，未接受创业辅导的小企业，4—6年内失败率高达55％，而接受了创业辅导的企业失败率仅为20％；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为3.25年，低于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平均寿命5.5年，其中缺乏创业辅导是一个重要原因。

  2007年底科技部火炬中心连同有关部门发起“中国火炬创业导师行动”，广发英雄帖，以近600家科技企业孵化器为工作网点，邀请不同领域的科技创业企业家和专家，形成一支创业导师队伍，以“大手拉小手”的理念，采取一对一、一对二或者几对一的辅导方式，悉心培育入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家。一时间众星云集，火炬创业导师行动得到了众多成功火炬人的积极响应。陈天桥、施正荣等39名成功创业者和投资人有了新的身份———创业导师。作为成功人士，头上顶着各种五光十色的光环，可他们尤其珍视这个完全公益性的“创业导师”头衔，把其当作荣誉，把其当作责任。该项活动未来5年将组织1000名创业导师辅导3000名以上的创业者。

  针对小型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今年6月，由柳传志、王文京等一批老火炬人在内的43位中关村企业家以自然人的身份发起成立“中关村企业家天使投资联盟”，重点支持成长性好的软件、能源、环保等高科技企业。

  谈到火炬计划中这些温暖的“集体行为”，梁桂向记者坦言，“其实不论是孵化、创业导师，还是天使投资，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首创，在美国、特别是在硅谷，都有着非常完备的体制机制，而我们在学习这些体制机制的过程中，要在结合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些工作之所以还能顺利进行，特别是一些公益性、高风险性的项目能够顺利展开，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火炬的土壤和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创造财富”、“鼓励创新”、“敢为人先”、“产业报国”等火炬文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火炬计划的20年中，火炬文化的价值也体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