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村改革初期，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凭着对农村情况的深入了解，在短短五个月内，连续三次上书中央，对1978年发端于安徽肥西的“包产到户”这一农村改革新生事物，作出理论阐述，为中央关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的重大决策，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材料。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多年间，他报送了近百篇调查报告和政策建议，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就是共产党的诤友、安徽省政府原参事郭崇毅。

三次上书中央呼吁农村改革

  1978年，安徽省遭受百年罕见的大旱，就在这时，江淮大地正酝酿着一场意义深远的农村改革。这年9月，肥西县山南区在晚稻绝收的情况下，区委决定把土地分包到农户，抢种保命麦。这一举措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全区男女老少夜以继日挑水点种，在一个月内抢种小麦10万多亩，油菜48000亩，超过往年播种面积的50％。

  1979年夏收时，山南区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丰收，小麦产量比上年增产了2倍多。郭崇毅在小麦收割季节，冒着炎热酷暑，步行50多公里来到肥西。他走村串户，查看实情，亲眼目睹了“包产到户”所带来的丰收景象，深切感受到“包产到户”激发出的巨大生产力。

  但在当时，“包产到户”仍被明令禁止。郭崇毅认为，山南区党委冒着风险闯出的路子，却真正切合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为此，他写出了《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详细陈述了肥西县空前未有的粮食增产情况，分析并肯定了增产的主要原因是实行“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实反映了基层干部及群众对实行“包产到户”的期盼与要求，建议对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经营方式进行总结研究，尽快完善推广。

  郭崇毅决定上书中央，呼吁农村改革。1979年7月1日，他来到北京，因其报告内容与当时的政策相违背而多次碰壁。后来在战友蒋树民指点下，他来到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当时王耕今所长和几位研究员热情接待了他。他拿出报告，简要地阐述了自己对发展我国农业的看法和意见，强调指出在目前生产条件下，农业除“责任到户”别无出路，并希望他们能将这份报告呈送中央。王所长接过报告，嘱咐他三天后听回音。

  三天后，郭崇毅大喜过望地得知，报告已经上报中央；中央领导同志已经给安徽省委打了电话，肯定安徽农民的首创精神。

  1979年8月，郭崇毅又应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之约，写出《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报告，对“包产到户”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对实行“包产到户”有争论的十个问题。10月初，这篇报告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全文印发给各省级单位及农业部门，对推动农村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年11月，他又赴六安地区就农村改革进行更深入调研，写出了《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报告》，用大量事实证明：凡包产到户的就大增产；凡踏步不前或盲目反对的就大减产。《报告》送呈中央后，由中国农科院加按语印发，受到广泛好评。

  在党中央和安徽省委的大力支持下，首先由安徽肥西、凤阳等地燃起的“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全国农村。

  安徽省政府负责人在一次座谈会上对郭崇毅热情赞扬道：“谈起安徽农村改革，不能不想起这位可敬的老人。他为农村改革所作的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屡遭磨难矢志不渝

  郭崇毅1921年生于合肥。他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皖西解放区三分区肥西南办事处主任；1949年参加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上海战役；1949年6月任民盟合肥分部主任委员、皖北区政协副秘书长；曾任安徽省政协委员41年、安徽省政府参事27年之久，于2002年病故。

  与郭崇毅共事多年的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汪书贵回忆说：“郭老一生实事求是、敢说真话。他虽然多次遭受不公正待遇，但始终不改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报国为民的理想。”

  1956年冬，郭崇毅受安徽省政协委派到肥西农村视察。县粮食局副局长陪他来到全省合作化运动“标兵单位”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社主任向他们汇报说，当年粮食产量453万斤，比上年增产50％以上。郭崇毅高兴地说：“听了你们的汇报，我感到欢欣鼓舞，请把你们的一些账册拿给我看看，我准备向省委写份详细的汇报。”

  当晚回到县里，在昏暗的油灯下，郭崇毅一项一项地仔细核对账册上的数字，发现实际产量只有285万斤，虚报的产量竟达168万斤。第二天在问清原委后，郭崇毅请社主任把合并高级社前四位初级社会计都找来，当面把减产上报增产的情况一一核对，最后请社主任写成书面材料，盖上肥光社公章和社主任私章。

  郭崇毅又察看了合作社仓库，并一连走访十几家农户。果然不出他所料，社里仓库没留种子、饲料，农户口粮普遍不足。他又走访了另外几个高级社，发现情况大同小异。

  郭崇毅一回到省城，就实事求是地将肥光社等几个高级社的浮夸问题向上级汇报，要求省委采取补救措施，防止出现粮荒。但他的调查汇报却遭到了当众斥责，批判他“蓄意反对农业合作化”。最后，郭崇毅竟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

  郭崇毅遭受不白之冤，家中妻离子散，妻子离婚时带走一女，另一个在襁褓中的孩子因养不起而送人。9岁的女儿严重营养不良，流落到肥西县焦婆乡农村。一位穷苦无靠的刘老奶奶把家中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给孩子补养。老奶奶说：“我晓得，你爸爸是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去坐牢的。”

  回忆起这件事，郭崇毅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就要回报人民。”

肝胆相照谋国是

  1962年，安徽省委有关部门将郭崇毅接回，宣布他向省委反映情况是正确的，并赔礼道歉。虽然屡遭不幸，郭崇毅没有任何怨言，依然继续直言进谏。

  1982年8月，已经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的郭崇毅再次上书中央，陈述了关于整顿党风、实行法制等六个问题，受到中央组织部的高度赞扬；

  1988年，他在安徽农村调查后，向安徽省领导反映了乡村盗窃和赌博之风日甚、有些干部作风颓废、新的浮夸又在抬头等六大隐忧，引起安徽省领导高度重视；

  1991年，一场特大洪涝灾害袭击安徽。8月23日，郭崇毅得知重灾区三河镇两县边界堤坝矛盾影响堵口排水，连夜草拟一份紧急报告送到省长手中。省长很快在三河镇召开现场会，制定堵口排水方案，险情终于排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20多年中，郭崇毅向安徽省和中央写了近百篇调查报告和建议，涉及干部作风、农业政策、教育、统战等多方面，为上级部门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说：“郭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他用亲身实践，诠释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至理名言。他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人生境界，关注民生、心系百姓的爱民情怀，深入实际、直面社会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敢说真话的道德情操，是我们政府参事的楷模，值得所有人学习。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在追忆他对推动农村改革作出突出贡献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以天下为己任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风范。”（新华社合肥12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