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已春意盎然的北京到青海省采访，第一天正赶上青海银监局员工到郊区植树。西宁城外那些苍茫的山几乎是裸露的，干燥的气候让人不禁担心，一年栽种的树有多少能成活。

  但植树的人很乐观：“每年只能成活一部分，第二年再补种，第三年继续种，早晚种满一块山坡。”真的，沿着国道仔细看，山腰上几年前种下的树苗，有的已经暗暗吐出了绿芽。

  同样是培育发展一个新生事物，在条件艰苦的地方，显然要比条件适宜的地方困难得多。银监会大力推行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算是一例。银监会有关负责人曾强调，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其主旨意在通过引入新型农村银行业机构，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激发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创新活力，促进农村金融服务发生质的变化，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提供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现代农业金融体系做支撑。完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改进“三农”金融服务，离不开制度性的扶持政策。在广大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此项政策就更显意义重大。从绝对值上看，青海省的各项指标还比较落后，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和牧区，相当数量的农牧民还在为摆脱贫困而努力。

  然而透过艰苦的条件，我们还是能看到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他们有的希望借助一笔贷款，抓住市场机会，让小日子殷实起来；有的希望通过贷款，启动一年的生产；有的则是借助于贷款，完成婚丧嫁娶甚至治疗疾病等支出。由于种种原因，现有金融服务体系远远不能满足这部分需求，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因此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试点工作中，我们看到了新生事物萌芽、扎根的艰难，尤其是在经济条件欠发达、金融及管理知识还几乎空白的西部农村地区，要建立一个规范的、健康的、持续发展的金融机构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对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乐都县雨润镇，兴乐农村资金互助社也是在不断磨砺中成长。银监部门实行了“跟进式”监管，发现资金互助社在管理上有漏洞、有风险隐患，监管部门一次次登门沟通指导，给予纠正。就在笔者采访之前，为讨论互助社新理事会、新监事会下阶段的工作安排，海东银监分局从局长、主管副局长、主管科长到两位监管员，连续3天跑到资金互助社的小平房里开会，问情况、听想法、提建议，每天从下午开到晚上9点多钟。“回到家里累得吃不下饭”，同行的科长说。

  努力有了回报。虽然目前资金互助社规模尚小，与农村信用社相比，其业务规模也远没达到与之竞争的水平，但其发展潜力和空间还是显现出来。在资金互助社，笔者注意到几个有意思的细节：出纳员小朱是深沟村本村人，她说来柜台办业务的村里四邻八舍的人，基本她都认识。更有四五位与小朱熟悉的社员，因为觉得存折放在家里不安全，索性将存折拜托小朱锁在互助社的保险柜里，取钱的时候空着手来就行了，同行的人笑说这是最自然的“保险柜”增值服务。而理事长邓云祥，也很自然地带着记者来到了要找的村民家里，因为“从小都在一个村里，谁家住哪儿、家里什么情况互相都知道。”这些因地缘、亲缘形成的感情纽带，加以制度的规范引导，是信用的良好基础。而大蒜协会的成员常常也是资金互助社的活跃社员，这也让资金互助社有了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潜力。最能结合本村的特点、与最基层的村民最贴近，资金互助社这种与村民的紧密联系连农村信用社这支农村金融主力军也很难达到。

  采访结束，记者来到西宁一条小街上，见青海省的面食果然名不虚传，花样丰富，色泽诱人。听着摊主热情的推荐，记者随口问道：

  “烤馍馍和烤馕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味道一样，就是形状不一样。”

  “这烤馍馍这么大，跟外地的馍馍很不一样啊。”

  小伙子笑了：“要是一样就不是我们青海的‘锟锅’了。”

  小伙子的这句话里，蕴含着一个道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定位和成长，正体现出这“一样”和“不一样”的平衡。首先，它既然是金融机构，就应该符合审慎的监管要求，并不因为它的规模小、定位低而放松，这一点，与其他金融机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与此同时，农村资金互助社土生土长，与当地经济密切相融，它为“三农”服务的定位，它的运营与浓厚的人际纽带，无不体现出独特、朴素但却极具前景的生命力；而它对相关政策的配套，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采访结束了，在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试点及推广工作中，“同与不同”的把握，还将继续考验着经营者和监管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