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吕立勤 原 洋 梁剑箫

1987年10月初，党的十三大召开在即。《人民日报》头版，一篇题为《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的文章，站在全球视野对中国改革作出深刻理性的思考。文章发出令人振聋发聩的慨叹：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不改革，我们就要被开除地球“球籍”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大潮在华夏大地涌动。生活在变、观念在变、人在变，仿佛一切都在变，整个社会都被兴奋、期待、困惑与惊愕所包裹。从那时起，改革开放成为我们大踏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的主旋律。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中，世界银行公布的一组发展指标“令人难堪又引人发愤”——1984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10美元，排在128个国家和地区的倒数第20位。“只要审视一下人类居住的这颗小小行星，可以发现富国与穷国的分野就像海陆的分界那样分明。”

再将视野收回国内。上世纪80年代，落后的生产力仍迫切要求中国改革提速：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工业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令不少人感到困惑：姓“社”姓“资”的质疑不时出现……全社会都在经历观念变革的洗礼。

改革的航船已经扬帆启航，大势不可逆转，但航向仍需进一步廓清锚定。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摆在置身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改革应当破除哪些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中国又将以怎样的新经济体制取代旧体制？中国的发展又将建立在怎样的经济制度基础之上？凡此种种，都是无可回避的现实挑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河流中，究竟处在怎样的坐标位置上？换言之，中国的社会主义究竟要以怎样的发展阶段起步前行？唯有搞清事关改革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才能继往开来，笃定前行。

经过反复的理论交锋与思想碰撞，人们的共识终于逐渐变得清晰起来。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做过实事求是的深刻反思：“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与此同时，《决议》还明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和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30年的时空坐标点上，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自我发展定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

几年后，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同志强调，这次大会要指明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这个阶段必须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这个实际”，恰恰关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1987年10月25日，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全世界都关注着这场大会。

这次大会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这个阶段。

25日下午，出席党的十三大的代表分组讨论了这一报告。期间，来自河南省的代表坦陈，这几年搞生产、抓经济工作，即使干出了成绩，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不知方向对不对头。个别地方甚至把商品生产看成是邪门歪道，说“人要有志气，再穷也不做生意。”来自黑龙江省的代表说，过去我们有许多脱离实际的认识，如认为所有制越公越好，社会主义要纯而又纯，把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等。代表们纷纷表示，如今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以廓清这些认识，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成功解决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的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等重大问题。

方位决定方略。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我国要牢牢把握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

回望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有三个重要观察点值得深思。

其一，解放生产力。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曾构想，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鲜明标志，就是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

其二，“一国胜利论”的实践。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即“一国胜利论”。他还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更有可能在资产阶级统治薄弱的国家取胜。随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确实未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脱胎而来，恰恰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上破壳而出。

其三，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一条铁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基于此，反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践探索——在改革开放之初，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究竟应通过怎样的改革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匹配，从而极大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解放社会生产力，就成为必须破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

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当时，他一语道出一个石破天惊的重要论断：“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后来，这一重要论断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1980年前后，由于当时出现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情况，稳定成为头等要事，调整方针需继续贯彻。直到1984年10月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有力推动了经济改革的深入。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后来，邓小平同志在评价《决定》时说，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还说，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

承认商品经济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它没有完全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之后，社会与学界对此的理解似乎并不一致。

有学者曾在《人民日报》撰文回顾当时的情形，指出大家都同意计划与市场要结合，但有的同志认为计划是主体，市场是补充；有的则认为市场调节是第一性的，计划调节是第二性的。这种认识上的莫衷一是与实践上的来回摆动，表明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还有难解的疑窦，需要努力解开。

1987年，党的十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写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在总体上实行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那段时间，与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呼声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传统僵化的旧思维并未彻底退场。疑窦依存，困惑犹在。计划与市场，究竟怎样结合？两者到底谁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理论没有根本突破，政策就会缺失明确导向，改革也就难以锁定主攻目标。

1990年4月初，《经济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封特殊来信，直指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作者是时任商业部部长的胡平同志。他在信中言辞恳切，呼吁政策研究部门、理论研究单位和经济界，共同探讨计划经济如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

胡平同志说：“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是深化商业改革，促进市场发育的关键。”同时，他还指出，我们要从国情出发，既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安排市场的办法，也不能照搬西方理论，把市场调节理想化。问题的难点在于，怎样把握好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二者结合的“度”。

当时，报社编辑部对来信相当重视，认为这个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多年未解决好的老问题”。此后数月，编辑部组织多场专家座谈会，来自经济界与理论界的专家学者纷纷就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步骤、办法等，发表意见看法。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诸多讨论中颇引人注目的一次。此后，又是邓小平同志在重要历史关头一锤定音。

1992年年初，他不顾年事已高，坚持要“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视察南方期间，他提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

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召开，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社会主义的旗帜上，第一次写上了“市场经济”四个大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既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更使得缠绕多年的疑窦迎刃而解——计划与市场都是社会配置资源的手段，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长时间笼罩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从此被彻底摘除，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更为清晰的前行航标。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历史的脚步踏进了1997年的门槛。这一年的2月，为社会主义中国一次次精心勾画改革开放蓝图的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人能否沿着已经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砥砺前行。

当年9月份，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如期举行。大会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尤为令人瞩目的是，大会还结合新的形势，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等重大问题作出新的论述。这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执著探索精神，继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方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之后，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无疑为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彼岸的中国经济巨轮，注入了恒久不衰的澎湃动力。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个年头。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当年对我国或将被“开除球籍”的担忧，已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深化而渐渐被人淡忘。进入新世纪，时常令国人感到自豪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发展成就。

看国力——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看市场——我国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总体呈现供给充裕状态，各类商品品种丰富，数量充足，商品短缺和凭证供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6万亿元，年均增长15.0%；

看资本——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敲响开市钟，至今已有30余年，从沪市“老八股”和深市“老五股”上市开始，中国A股市场发展到现在，上市公司已超过4000家；目前，中国股票、债券市场规模均居全球第二，商品期货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

惊涛拍岸四十载，中流击水，奋楫者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2021年11月，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庄严宣告，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这一年，我国经济规模突破110万亿元，达到114.4万亿元，人均GDP突破8万元，达到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

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步履不停歇，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