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应邀访问日本。

在8天的行程中，邓小平同志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等大企业。在乘坐新干线列车从东京去关西时，有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他还说，“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20世纪70年代，世界发展日新月异，这让目光转向世界不久的中国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震撼。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移动电话系统开通，发达国家的电视普及率超过70%，美国微软公司已成立3年，联邦德国告别铅字印刷启用电脑排版……而彼时，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大体上落后20年，如果按人均劳动生产率来看，差距就更大。

中国亟需加快与世界接轨的步伐。涌动的东方潮水，正蓄力奔向世界海洋。

密集考察向世界

1978年的访日之行，深深触动了邓小平同志。那年10月25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直抒胸臆：首先要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要善于学习，向一切发达的国家请教。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有希望的。

从1978年1月到次年2月，邓小平同志除访问日本外，还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等多个国家。这成为他出访最多的一年。同样在这一年，12名国务院副总理率团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世界51个国家。

频繁出访考察，为最高决策层科学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梳理并锚定中国前行的航向校准了方位。

在诸多出访中，由谷牧副总理率领的西欧五国之行，时至今日仍值得重温。

这个由20多名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出访法国、西德（德国统一前的联邦德国）、瑞士、比利时和丹麦。考察中，有一段插曲耐人寻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北麓的莱茵河，是欧洲著名的国际河流，由于开发利用得好，当时年运货量可占西德全国的20%以上。时任西德总统谢尔对代表团骄傲地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谷牧同志听罢，做出颇具反思意味的回应。他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少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奋”，而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考察归国后，代表团形成了1.5万字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报告中不但详实记录了欧洲五国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发展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还带回一些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信息。当时，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接连受到两次石油危机影响，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比如，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使用。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在我国代表团回国前，也派人来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的事宜。

据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的李灏同志回忆，谷牧同志到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就讲，要大胆利用外资，人家有多余的资金想输出，利息也不是很高，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们就要打开国门。要是关了门，那绝对是落后的，赶不上时代。

是时候“做好工作”，是时候冲破陈旧观念藩篱、敞开胸襟拥抱世界了。

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他表示，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考察，发现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只要下决心干，就可以加快建设速度。

党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中国以超乎寻常的政治勇气，主动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抉择。

改革开放夺先声

深圳蛇口，是我国改革开放一声炮响、抢夺先声的地方。

最初，那里不过是宝安县西南边一个远僻的渔村。当时，站在蛇口山头向四周张望，满眼是荒坡野岭、乱石杂草，山脚下一片汪洋。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联合报告，决定在蛇口创办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当年7月，微波山下，随着一声轰隆作响的填海建港开山炮，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动工。

这个初生的工业区，面积仅有2.14平方公里。最早参与创建的领导者袁庚同志鼓励干部们说：“我们是在方寸之地上搞‘试验田’，如果失败了，那无碍大局，对国家没什么大的伤害。但蛇口是改革开放的‘试管’，这个‘试管’生出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小孩，还是一个怪胎？就看我们在座一千多名干部的努力了。”

当年10月，工业区指挥部宣布，建设工地将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打破奖金分配“大锅饭”。在建设码头港口、完成“五通一平”（即通电、通水、通信、通航、通路以及平整土地）过程中，工人们按标准每天需拉石料40车，一车2分钱，但如果超过40车的定额，每多拉一车，将奖励4分钱。“4分钱奖金”制度极大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热情，多数工人工作量很快增加到每天80车左右。

凭借着处处争分夺秒、事事讲求效益的精神，蛇口工业区在短时间内长成了人们所期待的“漂亮小孩”——在创办后的第6年，蛇口工业区已累计吸收来自美、日、英等地的外资共约14.5亿港元，基本形成了以工业产品外销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结构。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蛇口工业区办公大厦旁的醒目标语，也是1984年亮相国庆大典后传遍大江南北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着实起到了催化作用，更新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价值观念，促进形成了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导向与风气，为改革开放注入强大的精神推动力。

杀出血路办特区

继蛇口工业区获批之后，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兴办出口加工区、推进改革开放的建议。同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行一步”，并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8月，党和国家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4年3月，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1988年4月，海南经济特区获批建立。

这是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伟大创举。如果说创办蛇口工业区是“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那么这一次，整个神州大地都被这意味着觉醒与闯劲的春雷鼓动起来。

邓小平同志非常支持部分省份率先改革开放和办特区，他曾对广东省委负责同志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张“白纸”上搞建设，怎么才能杀出“血路”？打开困难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开拓创新、要改革、要敢闯。

当时，各经济特区普遍面临资金匮乏的难题。深圳经济特区基本建设前5年已经投入上百亿元，其中国家在资金方面真正投入的只有2.8亿元。其他建设资金要么是借来的，要么是利用外资，或是当地银行、企业和政府自筹的。珠海经济特区则创新土地管理，形成“珠海模式”。1987年，珠海成立土地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统征管理土地。主要先搞“七通一平”，把“毛地”变宝地，把低值土地升值，再统一出让回收本金。有了本金再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逐步走向良性循环。

工业基础弱、底子薄，严重缺乏技术和人才，是特区建设面临的另一难题。

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那时的珠海，可以说满目萧疏，到处是村庄、是农田，还没什么大变化，但邓小平同志依旧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坚定地鼓励特区发展。

此后，珠海发展提速，仅1984年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就是前三年的总和。到处在建房子、建工厂，气氛红火。1988年，珠海着手建设港口、机场、能源基地和伶仃洋大桥等几大“命运工程”；为吸引人才，珠海首创“科技重奖”，在1992年的科学技术重奖大会上直接奖励科技人员车、房，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竟引进了四五万人才。

深圳在农业县基础上建市，当地干部普遍认为，要想加快吸引外资和发展现代工业的步伐，就必须有选择地批准部分具备相当技术、管理水平的国内企业进入特区，实行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内联外引”方针应运而生。从饮下“头啖汤”的企业呱呱坠地，到砥砺前行的上世纪90年代之初，成立刚过10年的深圳经济特区已坐拥三资企业3000余家，“三来一补”企业6000余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32亿美元，出口总额近30亿美元，在全国仅次于上海。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经济特区的发展，是“靠实干干出来的”。坚韧的开拓者们务实求变、敢为人先，敢闯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敢闯矛盾错综复杂的“难区”，敢闯不合时宜的政策“禁区”，同时，也敢于在面对诸多质疑时顶住压力。1992年元月，年事已高的邓小平同志，再次提出要“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老人的话语频频传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些讲话，极大鼓舞了经济特区的建设者们，振聋发聩且一锤定音。

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经济前行的航标更加清晰，改革开放的步伐变得更加坚定、更加铿锵。

对外开放纵深行

强劲的对外开放步伐，撼动了传统外贸体制的根基。开放倒逼改革。北京、天津、上海、四川等省市先后成立进出口贸易公司，直接对外交易。中央对冶金、机械、航空、船舶等部门，也进行了进出口赋权。到1981年，我国外贸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加到220亿美元，增长了126%。

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开放已取得明显进展，但与此同时，国际形势正悄然发生变化。

彼时，世界经济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活动国际化加速发展。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不断加深，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的历史潮流。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顺势而为，在“引进来”基础上，适时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使我国对外投资力度增大，对外开放水平迈上新台阶。

为进一步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一系列重大措施渐次铺陈开来：开放5个沿江城市、4个边境、沿海省会（首府）城市、13个沿边城市以及11个内陆省会（首府）城市。

我国对外开放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层层推进，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经济带—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格局。开放城市遍布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确立。

跨越世纪之交，从遥远的卡塔尔传来举国振奋的消息——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历经15年漫长且坎坷的谈判，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终于拿到这张国际市场通行证，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龙永图表示，中国“入世”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让中国产品走向了世界。“入世”有力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全球共享中国改革成果，这是中国与世界的共赢。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到开放城市遍布全国各省份，从深圳蛇口荒芜渔村的一声炮响，到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昂首站立在世界舞台，其间不过数十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由发轫走向纵深。这是在一张“白纸”上演绎的精彩，这是由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东方潮，通世界。

当前，尽管经济全球化面临新问题、遭遇新挑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泛起，但通往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一如既往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努力为世界作出更大更多的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