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提及多项供给侧改革举措，并称之为“提振美国经济的最佳途径”。然而，美国眼下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生态，决定了美国解决供给侧难题有心无力。

1月21日，耶伦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对话会时介绍了拜登政府的经济议程，并抛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modern supply-side economics）的提法。耶伦称，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潜力取决于其劳动力的规模、劳动人口的生产力、资源的可再生性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耶伦表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寻求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生产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减少不平等和对环境的破坏。

“供给侧经济学”曾是共和党用以描述低税收和放松管制政策的措辞。耶伦在抛出新提法之际，不忘揶揄共和党一番，认为共和党政府对“资本的大幅减税并没有实现其承诺的收益，放松管制在环境政策方面也有着同样糟糕的纪录”，“我们（民主党）的新方法比传统的供给侧经济学更有希望”。

美国供给侧面临的难题是耶伦表态的重点。疫情暴发后，美国超宽松政策带来需求侧过热，而对供给侧的结构性难题一筹莫展，最终导致40年未见的通胀高企。进一步看，劳动力供应不足、制造业生产率不足、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这些供给侧积弊最终都指向了美国的再工业化，也是美国真正的“心病”所在。

不过，所谓“现代供给侧经济学”要真正见效谈何容易。劳动力供给、生产率提升以及不平等问题只是表象，背后反映出来的美国增长路径和政治极化问题，解决起来并不简单。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对其国内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逐步转移外放，在其国内主要致力于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逐步利用其科技优势、生产优势等塑造出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格局。1974年“石油美元”体系建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基本上由美元来承担，美国形成了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又不断利用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弥补其国内生产不足的格局。

这种增长方式为美国积累了巨额财富，也埋下了其国内制造业衰落的种子，更成为如今劳动生产率始终无法提振的关键因素之一。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有关问题集中爆发，但美国已对这种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增长路径形成依赖，短期内难以扭转。以提高生产率为例，过去10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只有1.1%，大约是此前50年的一半。

多年制度积弊，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在任上的种种“出格”之举，几乎重塑了美国延续多年的政治游戏惯例，这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极化和撕裂，耶伦在达沃斯论坛发言中提及的高达1.75万亿美元的《建设美好未来》法案受阻就是最新例证。不仅如此，疫情暴发后美国当局无节制地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几乎将手里的经济牌全部打光，单纯依靠经济手段已无力承担其国内供给侧改革的成本。美国要解决其供给侧的难题，势必在经济之外的领域出手，这正是眼下尤其值得警惕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