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吕立勤 梁剑箫

历史的河流，常在不经意间闪耀出夺目的浪花。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长篇报道，详细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使用新办法提高养猪效益，比如“实行公有分养”“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等。在那个寒意料峭的冬天，人们开始感受到时代的变迁。伴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调整，国家经济形势明显好转，老百姓的生活悄然发生着变化。

不过，前行之路仍然荆棘丛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难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里，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积累与消费等重大关系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依然突出，同时存在着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农村经济效益不高等情况。这些现实障碍加上我国经济体制中长期存在的其他弊端，制约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为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党中央决定采取必要、科学的举措，抓住“调整”这一影响当时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努力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期待改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进一步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国民经济获得了较快的恢复与发展。在连续遭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在1978年仍然取得较好收成。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粮食总产量突破6000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3.5%，增长速度较快。工农业的恢复发展使得1977年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6%，1978年则是同比增长28.2%，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这种经济状况，过去10多年中没有出现过。

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国民经济调整和整顿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繁重。时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在其回忆录中留下了清晰的描述：一是农业严重落后。人均粮食占有量大体上还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人均棉油占有量则低于1957年的水平。许多地方农民没有足够的口粮，城市中则只能凭票限量供应。二是轻工业发展滞后。多年来基本建设投资集中投向重工业，对轻工业投资占比很小，1978年只有5.7%，低于“一五”时期水平，主要轻工业产品如棉布等只能凭票供应，市场供给十分紧张，难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三是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也过度紧张。煤炭、电力等仍然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很多工厂被迫停工半停工，1/5左右的工业生产能力发挥不出作用，全国重点企业主要工业产品质量指标有43%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重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四是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积累率一直处于30%以上，1978年高达36.5%，大大高于“一五”计划时期的水平，人民生活难以获得明显改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是长期累积起来的。如果不下大气力调整，那么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难以保证，甚至会出现很多不易解决的新问题新情况。对此，薛暮桥担忧地说：“当时如果我们任其发展下去，过不了几年，经济建设肯定会再次遭到重大挫折。为了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必须坚决纠正冒进的错误，把国民经济的调整放到首位，根本改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当时，理论界有的同志认为应当把改革而不是调整放到首位。我认为这不是好主意。改革应当为经济发展服务，它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应当取得促进经济正常发展的良好效果，否则改革容易遇到挫折。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当时，在改革的步骤上应当首先促使农业生产上升，使农轻重比例向协调方向发展，发挥促进调整的作用，为调整服务。”

种种迹象表明，国民经济调整势在必行。

领导人联名致信中央，建议按比例发展经济

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陈云联名致信党中央，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以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总体方针和运作原则。

这封信提到关于当时财经工作的具体建议：一是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是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是现在的国民经济没有实现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四是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是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5至7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六是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信中还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项的决策机关。这封信引起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经过修改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会上，陈云作了系统发言，强调坚持按比例发展的原则调整国民经济，指出要有二三年最好3年的调整时间，达到按比例前进，把钢的指标减下来，让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他还指出，充分利用外资，把增加外汇收入来源“看作很重要的题目”，多找门路，可以搞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加工订货。3月23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现在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他指出，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经过集中讨论，这次会议决定，在前两年经济恢复的基础上，集中3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并修改了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大幅度下调有关指标。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再次发表讲话，提出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和调整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利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是一次急刹车。原来铺开的大摊子要收缩，许多项目要下马，某些指标要降低，某种急于求成的情绪要降温，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也会加大。这就需要在全党尤其是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区市的领导同志中，进一步深化并统一思想认识。

明确提出八字方针，如期完成调整任务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面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作了重要讲话。

李先念强调，农民是个大头，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好，整个中国就安定了。工业内部各种比例的安排以及工业的发展，也要考虑农民和农业的要求。“我们的资金有限，技术力量不足，人口又多，搞现代化不能不考虑到先化什么后化什么的问题。一定要分清轻重缓急，有一个合理的安排。”在采用先进技术的时候，首先要考虑那些对提高国力和加强国防具有关键作用的项目，对于只是着眼于减少使用劳动力的新技术，在一段时间里可以少搞以至暂时不搞。他指出，搞现代化，基本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决不能超过农业这个基础所能负担的限度，这是经济是否稳定的界限。他还就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提出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引进工作要循序渐进等多条措施。

会议集中讨论了李先念的讲话，正式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会后，党中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下达经过修订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提高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并增加职工工资、大力安排待业人员就业、改革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等。国民经济调整逐渐步入正轨。

然而，由于长期积累的“左”倾思想和急于求成的心态，当时许多部门和地方对经济形势的严重性、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依旧不足，调整效果不尽如人意，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到1980年第四季度，国家的投资不但没有缩减反而持续增加，货币形态上支出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总和超过了实有的国民收入，出现货币过量发行、物价上涨的现象。面对这样的情况，党中央于1980年12月再次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下决心去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进一步坚决贯彻调整方针，使全党对经济调整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都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这次会议理清了继续坚持调整的要求和初步方案，以及如何正确处理调整和改革的关系，并强调要努力提高经济效果，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会议决定，从1981年起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实现经济工作的稳定和主动。

一系列的科学决策加上一以贯之的执行力度，终见成效。亲历并见证这一过程的薛暮桥后来说：“连续3年积累率控制在30%以下（1981年、1982年、1983年分别为28.3%、28.8%、29.7%）；财政赤字大大缩减（1982年末30亿元，1983年末43亿元）；农轻重比例调整得比较合理（分别为29.9%、34%和36.1%），零售商品物价指数基本稳定（1982年为上年的101.9%，1983年为上年的101.5%），市场供应紧张状况得到缓和，部分商品还出现了买方市场，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为1983年以后的经济改革准备了比较好的经济环境。”

事实的确如此。到1982年底，国民经济扭转了重大比例失调造成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状况出现明显变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情绪也逐渐高涨起来，工农业生产都出现不错的发展势头。到198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改革开放外部环境随之趋向明朗和相对宽松，随着农村改革逐渐推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