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2022年，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和不确定，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是什么？未来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如何发力？就这些市场关注的热点话题，华泰证券研究所联席负责人张光耀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我们预计2022年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以及消费。”张光耀表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新基建”可能是稳增长政策“首选”，但不排除部分旧经济领域需求也受到一定提振。本轮“新基建”涵盖范围可能包括：碳中和相关行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能源、医疗及农业产业链补短板；促进“共同富裕”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服务投资等。同时，由于本轮政府主导投资的很多行业落在制造业投资而非传统基建投资范畴，再加上2022年供给瓶颈的缓解、原材料涨价范围收窄等，预计总体制造业投资将在2022年二季度回升，为三个主要投资分项中结构性成长空间最大的子板块。此外，随着增长企稳以及疫情防控对消费的边际影响减弱，预计消费增长有望在2022年二季度筑底，下半年明显回升。

张光耀认为，在当前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需要在短期宏观调控、长期结构调整及疫情防控相关政策等多重目标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和协调，才能减少“稳增长”政策执行层面的“效率损失”。

具体看，财政政策发力需适当靠前，加快地方债发行并调低项目准入门槛，加大对中小企业及低收入人群的“缓税、减税”力度，以推升政府主导的消费和投资。由于2022年财政税收及土地出让收入增长均可能降速，部分地方政府可能面临较大的现金流压力，因此地方政府一般债有待扩容。同时，需加速地方债发行。为加快形成实物投资工作量，2022年财政支出力度需较2021年加大，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此外，考虑到疫情反复，2022年财政也有必要加大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中小企业及低收入人群的“缓税、减税”力度。

在货币政策方面，张光耀认为，除了降准降息等总量政策之外，央行需通过结构性再贷款扩容来推升基础货币、尤其是绿色金融再贷款。近年来，一系列针对三农、小微企业的结构性再贷款快速扩容，叠加近期创设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等，反映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可能需要承接一部分直接稳增长、扩需求的准财政职能。他建议，稳增长政策需进一步加力增效，需求端政策要持续发力。首先，地产相关政策需要进一步调整，包括为改善型需求提供必要政策支持、盘活二手房市场等，同时保障性住房建设、尤其是长租房建设也需要加速。其次，在基建投资方面，除了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外，还需调低地方专项债项目准入门槛，尤其是在亟需发力的“双碳”领域。此外，促消费的政策或需较快出台，包括推出支持电动车、家电、农业电气化等消费的专项补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