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岸田文雄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日本第101任首相。在其上个月的演说中，岸田表示将把施政重心放在解决国内事务上，处理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济民生等重大问题。当前日本政府财政已债台高筑。岸田虽然多次强调财政纪律的重要性，然而，目前外界尚看不到岸田如何找到解决巨大财政赤字的良策。

3月底结束的2020财政年度，日本财政支出总额为175.7万亿日元，但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当年发行国债总额约112.6万亿日元，60%的财政支出靠发债运营，且单年度发行国债额首次突破100万亿日元，使财政对国债的依赖度进一步提升。截至2020年底，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合计债务总额达1200万亿日元，平均每个国民身背960万日元国债。如果以民间企业的会计审计制度对日本财政进行审查，则日本政府已大大超过破产标准。同时日本央行2013年开始的负利率政策非但未能达到通胀率2%的目标，反而给日本金融市场埋下不稳定的祸根。

举债度日由来已久

将2020年与1990年进行比较，可知日本财政恶化的严峻程度。1990年日本年初预算额66.2万亿日元，收入主要靠税收和公共事业的建设国债。到了2020年初预算额102.7万亿日元，仅仅依靠税收和建设国债难以弥补财政支出，因此不得不发行赤字国债。

日本财政负担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随着社会老龄化，养老金、医疗保险、护理保险支出大大增加，社保费用支出从11.6万亿日元增至35.9万亿日元，社保负担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越来越大。二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政府为刺激经济，年年制定补充预算向企业、地方政府等发放各种名目的补助金，之后阪神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福岛东日本大地震连续不断，使临时性补充预算成为常态，导致赤字国债有增无减。三是安倍政权以来，为提高日本市场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连续削减企业法人税，使法人税率从2015年的32.11%下调至29.97%，再加上大企业享受的技术开发减税、设备投资减税、员工加薪税制优惠等措施，许多大企业的法人税实际税率更低，与美国的25.77%甚至与英国的20%税率相近。期间虽然政府将消费税由5%提升至10%，但财政上入不敷出形势更加严峻。日本媒体戏称，国家财政收支成了“鳄鱼嘴”，口子越开越大，健全财政越来越困难。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日本的财政赤字在西方各国中也远远“领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20年西方主要国家的债务与GDP相比，日本达到266.2%，居世界之最，远远高于美国131.2%、法国118.7%、英国108%、德国73%的水平。

财政平衡有目标无行动

2020年以来，为应对疫情，日本政府三次增加紧急对策是国债陡增的主要原因。同时多年来滚雪球似的累积债务的利息负担也要靠国债维持，更使日本财政雪上加霜。面对长期巨额财政赤字，国际经济组织及日本经济界、学术界都指出了其不可持续性，日本政府也多次立下“雄心壮志”，要努力消除赤字实现基础财政平衡。

2002年，日本政府曾提出到2010年代初实现国家和地方财政略有盈余。该目标实现无望后，安倍政府又提出到2025年实现基础财政基本平衡，目前日本政府虽未放弃这一目标，但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不过是再玩一次“画饼充饥”的游戏。根据今年1月日本政府的“中长期经济财政预测”，如果日本名义GDP维持3%，实际GDP维持2%的增长，预测2029年日本将实现财政黑字。但现实是潜在增长率不足1%，日本政府显然高估了未来的经济增长率。

日本庆英大学教授金子胜认为，在安倍政权、菅义伟政权政策失败、执政无能的背景下，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金子胜认为从经济学而言，短期赤字财政和量化宽松政策应该是为推动结构改革赢得时间的“麻醉剂”，但在安倍政权下结构改革毫无进展，日本经济长时间陷入“麻醉中毒症”。日本曾经辉煌的大型计算机、半导体显示器、生物制药、光伏太阳能、数字通信机械、锂电池等世界领先产业，如今已退化得无影无踪。

日本央行隐藏危机

央行的主要职责是制定金融政策并管理民间和地方金融机构，但日本央行为配合政府的经济政策过多地介入了国家经济活动。截至2020年底，日本央行保有资产702万亿日元，比一年前增加129万亿日元，这是自1998年央行公布资产以来最大涨幅，虽然央行的这种金融操作有利于企业周转金和维护就业，但同时也为下一轮经济泡沫埋下了重大隐患。

纵观日本央行的资产分布，国债535万亿日元，出借111万亿日元，持有股市信托基金35万亿日元，不动产投资基金6500亿日元，企业债6万亿日元，社会债券4亿日元。增幅最多的分别是出借资金、企业债、股市信托等。日本央行以维护金融稳定为名，将收购股市信托资金的规模从每年6万亿日元扩大至12万亿日元，使日本央行持有的此类基金账面金额达35万亿日元，日本央行注资激活了股票市场，在经济危机中反而使日经指数一度达到3万点，目前维持在2.91万点的水平。日本经济学家描述为“实体经济惨不忍睹，股票市场却梦幻似锦”。央行超过“股市巨兽”养老金基金，成为日本市场上最大股东，控制的股市价格达45万亿日元。

疫情以来，日本央行为向企业提供充足周转金和稳定就业市场，向城市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提供大量无息拆借款，此类出借达62.74万亿日元，比一年前增加2.3倍。为向国家财政注资，日本央行大量收购政府国债，其持有国债总额达535万亿日元，特别是疫情以来，政府发行的短期国债主要流入日本央行，使央行的短期国债持有额从一年前的9.32万亿日元猛增至41万亿日元。其结果是日本央行购得政府发行的国债将近50%，呈现出毫无对策的财政危机局面，日本政府债务节节攀升，达到相当于GDP的266%，在正常经济理论下，已经处于破产边缘。中国及多数西方国家以能源转换为突破口，在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同时，彻底改变产业结构，赢得了发展先机，但日本却延缓了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

日本央行的资产规模达到GDP的1.37倍，明显高于欧美国家的水平。日本媒体称，日本央行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市场参与者，将使市场更加扭曲。

日本央行的此种政策措施带来多重风险，一是在西方国家中，日本央行是唯一购买股市信托基金的中央银行，增加了资产风险。二是日本央行大量持有国债，在负利率政策下尚可维持，但在经济回升、基准利率增加后，日本央行将面临严重的利息负担。特别是央行托市后的股票市场将可能进一步趋热，不排除引发新一轮危机的可能性。

自从2016年1月实施负利率政策以来，国债到期后都存在结构性潜在损失，等到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全部到期时，其资产平衡表中长期国债的账面价格为494万亿日元，但实际价格仅为481万亿日元，意味着出现13万亿日元的亏损（按2021年1月持有的国债计算）。此外，日本央行为减少损失，将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压缩长短期利率的利差，这一措施又将影响地方银行信用金库的收益率，使日本的金融系统走入无力翻身的死胡同。

日本政府经济再生会议成员阿特金森指出，近20年来日本GDP总量变化不大，但财政对社保支出增加明显，致使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支出被压缩。西方国家对教育、基础设施、基础研究等发展型投资规模平均相当于GDP的24.4%，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0%，但日本此类投资不足GDP的10%。因此从长期看削弱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后劲。此外，日本劳动生产率低下也制约了经济发展。虽然近年来推迟退休年龄、鼓励妇女就业等提高了社会就业率，但日本劳动生产率未见提升。除汽车等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西方国家持平外，日本的农业、服务业等生产率仅为西方国家的一半，日本经济规模世界第三，人口排名世界第11位，但劳动生产率仅列世界第28位。因此，如何有效利用财政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是最终解决经济发展和财政赤字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