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白发苍苍的他登台领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刘永坦——这个名字才广为人知。

2020年8月，他将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用于国家电子信息领域人才培养。

这一生，他只专注于一种国之重器——新体制雷达的研究。“只要国家有需求，我的前行就没有终点。”85岁的刘永坦说。

1990年4月3日，某地雷达实验站。

时间仿佛在此刻静止。一个红色圆点，出现在一台设备的显示屏上。

红色圆点，代表着雷达监测条件下的目标。

人们开始忙碌起来：记录数据、核对信息、小声交谈或者大声惊呼……目标确认！

人群中央，那个戴着眼镜、脸晒得黝黑的人，热泪纵横。他身后，雷达天线阵迎风矗立。

他，就是主持这项科研工作的刘永坦。在这片满目荒芜的海岸线上，他带领团队奋战多年，终于使我国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首次实现目标探测！

新体制雷达能突破传统雷达探测“盲区”来发现目标，是海防战线上决胜千里之外的“火眼金睛”。20世纪80年代初，少数几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牢牢把持着对海探测的信息优势，中国始终难有突破。

“怕家国难安！怕人民受苦！怕受制于人！”

1981年从海外留学进修归来后，这“三怕”就重重地压在刘永坦心头。他深知，真正的核心技术，任何国家都不会拱手相让。

从零开始！45岁的刘永坦义无反顾，向中国的科研“无人区”进军。

10个月后，团队建起来了，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出炉了！

“没有电脑，一页稿纸300字，报告手写了700多页，写废的纸摞一起就有半米高。”团队首批骨干成员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张宁回忆说，刘永坦带着他们没日没夜地写了几个月，一直写到手指发麻、手腕酸痛，连鸡蛋都捏不住。

当时，雷达实验站的选址位于一片荒芜地带，批复的经费不足，发射机、接收机等模拟系统和操作系统也十分落后。

团队里有人打了蔫儿，刘永坦话语铿锵：“如果没有难点，还叫什么科研！”

选址地远离人烟，科研人员住在四面漏风的简易房子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干就是几个月。

1989年，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建成，中国人用8年时间，赶完了西方国家二三十年的路。1991年，新体制雷达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刘永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他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

随后，刘永坦带领团队从实验场转战到应用场，着力解决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的实际应用转化。

刘永坦已是两院院士，很多人劝他“歇歇吧”“别砸了自己的牌子”，他却坚持：“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实际应用，就如同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中看不中用。”

设计——实验——失败——总结——再实验……刘永坦领着团队进行了更加艰辛的磨炼，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2011年，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研制成功并投入实际应用，攻克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核心技术。

美丽的海滩，海鸥不时高亢鸣叫。挺立的雷达天线阵也像这聪明、勇敢的精灵，永不停歇捕捉着来自远洋的信号。

在刘永坦看来，它们仿佛早已有了生命，是团队中的“特殊成员”，凝结着很多人毕生的心血和梦想。他常跟人说：“我们团队的特点就是不服输、不低头、不怕别人‘卡脖子’，大胆往前走。”

这又何尝不是刘永坦自己的人生写照？

1936年，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

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企盼。

如今，耄耋之年的刘永坦，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在他的设计推动下，“21世纪的雷达”将在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大显身手，造福于民。

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0多人，刘永坦在自己的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起了一支“雷达铁军”，带出了新体制雷达领域老中青三代人才的“梦之队”。

40年前，他本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选择“更好走的路”：沿着西方既有路线做更容易出成果的研究，或者直接“下海”赚钱。

可是，他甘坐“冷板凳”，多少单位高薪聘请，都被他一一谢绝。即使在1991年和2015年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后，他依然低调无名地奋斗在一线。

去年8月，他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哈工大，助力学校培养人才。

今年9月，以他名字命名的本科“永坦班”迎来第一批“00后”新生，这是他寄予厚望的后辈……

刘永坦却并不在意这些盛誉。“我们那代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只想为国家做点事，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追求。”

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说：“一辈子一件事，刘院士始终燃着一把火。”

文/新华社记者 吴 晶 陈 聪 屈 婷 杨思琪 王 松 王 鹤

（据新华社哈尔滨9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