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编辑部
1950年2月,一场没有硝烟的决战在共和国经济战线上悄然打响。
针对猛烈的物价上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周密部署,上海等地国营粮食公司遵令将紧急调运来的米面连续抛售。暴涨的粮价突然稳定下来,囤积居奇者措手不及,只得蚀本出货。趁跌价,国营公司又购进大批物资,为进一步平物价、稳市场作准备。至此,投机资本遭受毁灭性打击,再也不能兴风作浪。
没有什么比抑制通胀,更能让新的执政党迅速赢得民众的支持。成功稳定物价、稳步统一财经、理顺市场环境,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现的4次物价大波动画上句号,而且彻底扭转了国民党政府持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胀局面。到这时,那些曾经认为“共产党军事上打100分,经济上打0分”的资本家才真正服气,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管理经济了。
新中国宣告成立,新的历史纪元开启,但严重财政经济困难是事关新生政权能否巩固的全局性问题。面对这个大考,中国共产党在不长的时间里,成功平抑了物价、统一了财经。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兴奋地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毛泽东同志则评价道,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新中国的经济治理,就这样起笔于“满目萧条百废待兴”的“一张白纸”,起步于“濒临崩溃边缘”的“漏舟之中”。在一穷二白中奋起直追,在爬坡过坎中不懈探索,在革故鼎新中实现跨越,在拥抱世界中谋划大同……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从嘉兴南湖红船上寻找光明的摆渡人,一步步成长为驾驭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者。他们矢志不渝、团结奋斗,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进程、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格局。
从1949年至2020年,百姓“米袋子”充实起来,粮食产量从2263.6亿斤提高到13390亿斤,人均占有量实现翻番,彻底粉碎“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人民吃饭问题”的臆断;“钱袋子”鼓了起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9.7元增长到32189元;“安居梦”圆了起来,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8.3平方米增长到近40平方米;“小康梦”触手可及,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成为世界之问;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如此规模、如此速度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密码”,成为时代之思。破解世界之问、回答时代之思,既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也是为了增强开拓前进的智慧、勇气和力量,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赢得更加光明的未来。
以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明确经济治理根本方向
1921年7月的一个晚上,上海法租界石库门住宅里,中共一大悄然召开。怀揣理想的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在经济方面主张“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1945年6月,在陕北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通过新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刘少奇同志指出,这“将是一个能确保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获得胜利和解放的党章”。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领土完整、民富国强、自尊自强、世界尊敬。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却预言,共产党政权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毛泽东同志回应道:“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2017年10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党的十九大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写入党章。历经抗争、奋斗与崛起,中华民族早已彻底告别屈辱沉沦。现代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与5000年历史交相辉映,灿烂光华,繁盛如夏。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而凝练的总结,是历史的回声,也是时代的号角,穿越激荡100年,响彻壮阔新时代。
光荣之路发端于艰辛探索。守住初心、担好使命,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回望历史,一个文明古国要独立、自强、实现发展,是选择近代西方文明标定的框架?还是开辟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汲取先进理论的营养、扎根本国国情的土壤,新中国在恢复国民经济、完成“三大改造”后,义无反顾地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形成中国近代以来引进规模最大、效果最好、作用最大的工业化浪潮。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一种保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将曾经四分五裂的国家凝聚起来;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将一切劳动者和爱国者的力量集结起来。但是,在中国这样的独特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先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当时“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犹如攀登人迹未至的高山,必须披荆斩棘、开通道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受严重挫折,又在改革开放洪流中释放了卓越的发展能力。我们党以巨大的勇气、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实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迅速地、大规模地推动着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宽广道路奋勇前进。
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我们之所以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继续创造发展奇迹、续写岁月荣光,归为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那一句话:“中国人民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以科学理性的战略判断,确定经济治理思路格局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客观形势发生变化,就要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战略部署。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洞察时代特征和国内外大势,作出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告诫人们:“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由此果断处理了党和国家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导党和人民劈波斩浪,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
历史反复证明,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把握经济规律,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从形态描述、总结规律、判定方向三个方面层层递进,作出“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并以此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作出“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等重大决策。在辨析主要矛盾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基础上,宏观调控保持定力,不唯GDP论英雄、不搞“大水漫灌”、不打“强心针”,确立了区间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政府、市场、法治要各司其职各尽其用,既要释放活力,又要防范风险,增强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个全面、系统、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经济治理理论体系逐渐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正在领航中国经济巨轮行稳致远,驶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前程。
以历史辩证的思维方式,把握经济治理关键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共产党人掌握了它,就是掌握了看家本领,掌握了制定正确方针、解决矛盾问题、提高执政水平的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望我们党的历史时深刻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的确,无论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到进行艰辛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再到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无论是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根源于对当时的社会存在的深刻分析和科学判断,实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为什么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判断?因为物质生产始终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看清了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
为什么反对“唯GDP论”?因为发展自有规律,不能违背规律蛮干。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有效解决矛盾中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什么提出“将改革进行到底”?因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执政党要不断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来推动发展,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就要不断进行下去。实践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就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为什么坚持“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而打破了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在各个时期,我们党都紧紧依靠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改革都是由基层群众自发推动、自下而上形成的,充分体现了人民主体作用。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
为什么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从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还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党一直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强调干事创业要精气神足,运用的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以崇高的精神激励人们为崇高的事业而坚韧奋斗,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精神力量,是意识能动性的集中体现。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没有科学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怎能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而不断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处理好治国理政中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不断在实际工作中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才能在大有可为的新发展阶段大有作为。
以综合平衡的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治理务实见效
“治”,在于把握重大平衡;“理”,在于规范发展秩序。其指向,都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在经济治理中,如何处理稳定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世界各经济体需要解决的一个最根本问题。
曾经有不少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急于求成,采取增长优先战略,大量举借外债或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结果却是经济在短时间内上去了,不久就出现物价飞涨、抢购风潮、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和政治动荡等现象。欲速则不达,最终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经济必须在稳定中求发展,这是从无数经验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经济赶超,计划经济体制迅速建立起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按照行政指令展开,高效动员资源流向重工业部门。但是,这并没有解决经济增长频繁波动问题,商品供求不平衡、物价上涨、投资增速过快等问题反复出现。历经深入观察和分析思考,从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到陈云同志反复强调“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再到一批经济学家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献计献策,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增长尽管历经波折,但是逐步形成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经济治理思想。
改革开放初期,是计划经济思想与市场经济思想的碰撞融合期。直到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同志一路南下,发表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改革开启了新篇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独特模式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塑了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相互关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影响着整个世界的走向。
当时,解决了一个问号,还有很多问号: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非公经济发展,会不会蚕食社会主义的公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哪一种给经济造成波动的风险更大?效率与公平孰轻孰重,怎样才能实现双赢而不是双失?
今天,未来已来,答案已出。顺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过单兵突进的初始阶段,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和党的建设各项制度创新相互协调、相互支撑。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水平供需平衡,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以增强创新创造活力、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主张,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中国经济航船在一系列重大平衡战略的指引下,稳稳驶向更深、更远、更壮阔的海面。
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数据,衡量波动度的标准差指标近10年明显降低,日益平稳。宏观调控目标也从前些年的“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逐步转向“实现稳中求进”。对于稳中求进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从中可见,“稳”为“进”赢得了空间和时间,“进”又提升了“稳”的效果和水平,二者相互联系、相得益彰,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
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用“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体观和系统论指导国家经济治理,凸显了保持宏观稳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价值,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最为精彩的又一篇章。
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中国共产党经济治理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也达到新的高度。沿着这条已经走出的光明大道,我们要继续前行。在过去100年赢得伟大历史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更广阔的未来赢得更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