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两个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矛盾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个是中日民族矛盾，一个是国内阶级矛盾。面对两大矛盾，既要敢于开展英勇无畏的军事斗争，还要善于开展深入细致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唯有如此，才能在打击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有力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逆流的斗争中争取主动，引领全民族抗日战争朝着胜利方向前行。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博弈中，没有硝烟的对敌货币斗争，就是一个生动缩影。

打破敌伪经济侵略，反击顽固派经济封锁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凸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对待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此，中国共产党坚决予以回击，并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全面停发军费，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实施严密经济封锁。与此同时，为强行抢购和掠夺物资，日本侵略者和傀儡政权用伪“联银券”、伪“中储券”、杂钞、土票等伪币，倾销到根据地，试图扰乱金融、破坏经济，走私和黑市现象时有发生。多方敌对势力联合夹击，给各根据地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困难。

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是根据地主要流通货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只是在抗战初期发行过少量辅币——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辅助法币找零需要。为解决财政困难、进一步发展经济，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发行一种属于自己的流通货币——边币，与敌对势力展开激烈货币斗争。

这场惊心动魄的金融领域大博弈，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在两条战线、以两种策略同时展开：其一，是同敌伪货币博弈，采取坚决对抗的策略；其二，是基于统一战线原则，同法币博弈，采取既联合又对抗的斗争策略。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为扭转抗日根据地极为不利的被动局面，我们党迫切需要将物资、物价和货币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对敌军事斗争提供重要保障，为改善人民生活创造有利条件。

摸清伪币伪钞套路，多措并举有效应对

同敌伪货币的斗争，从全面抗战之初就开始了。在华北地区，“卢沟桥事变”前后，敌伪先后成立伪冀东银行、伪蒙疆银行等，大量印发伪钞，其中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联银券”流通最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掠夺资源、实施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这种伪钞的斗争，经历了长期复杂的过程。

比如，晋冀鲁豫边区发行的冀南银行币和伪“联银券”的斗争就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以行政打击为主，即边区公布执行打击伪钞的办法，要求在近敌区、游击区等地立即禁止伪钞流通；其次是通过实行汇价管理、进出口贸易管理、市场管理等举措，在一定时期内将伪币视同“外汇”，主动掌握“汇价”，使用“外汇”到敌占区购进军民必需的物资，以解决抗日根据地物资来源问题。

当时，由贸易统制局公布贸易管理办法，按照奖励、许可、限制、禁止等手段对进出口货物分类，区别对待，由政府掌握物资集中出口。在一些集市上对伪币严格监管，变分散成交为集中成交，防止伪币暗中流通，从而牢牢占据主动优势，让伪“联银券”为边区服务。

在华中地区，抗日根据地对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另一种货币——伪“中储券”的斗争，也比较典型。根据地从实际出发，对不同地区采取多样化策略。比如，在抗日根据地内，对伪币一律没收，严格取缔黑市；而在游击区等地，则对小额伪“中储券”暂不没收，避免给这些地区人民群众生活带来困难。

敌人不仅推行伪“联银券”、伪“中储券”等伪币，还将大量杂钞和各种土票推向边区，套购边区物资，扰乱金融。针对这一情况，各边区针对性地采用不同办法应对。以晋察冀边区为例，边区政府对区内杂钞土票采取了有先有后、逐步肃清的办法，首先禁止流通敌伪印发的河北省银行5元券和小票以及河北官钱局的铜元票，然后宣布停用平津杂钞，将数量较多的河北省银行钞票（冀钞）进行贬值，让冀钞纷纷流向敌区，随后再令各县整理土票，限期自行收回，从而逐步肃清这些土票杂券，结束边区货币流通的混乱状况。

一边打击一边联合，正确对待边币法币关系

当年，我们党针对法币的斗争策略，与打击敌伪货币的斗争不同，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有效应对的复杂过程。

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决定从发布之日起，边区境内停止使用法币，查获私运法币出境，经政府批准没收或处罚的，没收款或罚款五成充公、五成赏给查获的人。同年2月，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券（即边币），规定边区境内只准使用边币。

不过，边区政府很快意识到，对法币完全采取“一刀切”，不符合实际情况。原因在于，棉花、布匹等必需品要进入边区，必须通过法币交易。当时，边区对外贸易只能使用法币，无法使用边币。同年4月，边区政府又发布一则公告，指出之前对法币使用和出境限制的条令执行以来让人民感到不便，为使人民方便购入必需品，准许其自有法币并可以携带出境，但仍然不许法币在边区内自由流通。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停用法币、核准法币出境、扩大边币市场、稳定边币价值等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多次发布公告、通告、决定等，出现决策层面的多次反复。

为什么会出现反复的情况？主要是当时边区政府缺乏有效控制稀缺物资并通过其影响物价涨跌的相关经验；对待布匹等起主导作用的外来物资的价格起伏，还没有摸清楚规律。凡此种种，导致边区政府一时还难以摸清边币和法币的互动关系。而这些问题，又恰恰是自从边币发行以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也是从本本出发无法找到答案的难题。对此，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

尽管边币和法币的关系问题一度成为根据地财经工作难啃的“硬骨头”，但随着不断深入的研究摸索和经验教训总结，我们党对于金融运行规律慢慢摸着了门道，通过稳妥施策，开始正确认识和处理货币问题。一方面，重申一切交易、计价均以边币为准，除货币交换之外，任何人不得买卖货币从中渔利，违者以破坏边币罪严惩；另一方面，重申禁止法币流通法令，集中区内法币向国民党统治区换购物资，并在推广边币流通的同时，平衡法币市场。这些举措很快收到实效：边币价格提高、地位日渐上升；法币价格下跌、地位日趋衰落。随着二者博弈态势逆转，广大群众更加坚定地认识到，边币有前途，是自己的货币。

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等地区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货币斗争。这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对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和群众基础等工作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工商局监委的薛暮桥亲自参与指挥了对敌货币斗争的工作。当时通货膨胀严重，而且根据地发行的货币“抗币”的币值低于同时流通的法币和伪币。为了改变这种劣势，提高抗币币值、稳定物价，薛暮桥大胆地提出要在根据地内“停法（币）禁伪（币）”，让抗币独占市场；在敌占区贸易中虽仍旧使用法币、伪币，但要按照物价变化以及货币供求情况灵活规定兑换比率。通过完成单一的本币制度，使本币发行数量与市场流通保持合适的比例，山东抗日根据地不仅防止了物资外流，还争夺回相当一部分敌占区物资，使货币斗争从防卫战转入进攻战，取得很大胜利。

对此，薛暮桥曾说道：“货币斗争是关系着我们全体人民切身利益的一个重大任务，全体人民均应一致努力，使这场斗争能够获得彻底胜利。我们应当坚决拥护民主政府关于货币政策所制定的一切法令。货币斗争比武装斗争更加复杂，把握时机对于货币斗争同样有着头等重要意义。这样的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组织和领导，是一定不可能获得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