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游上的渡口有多少，一下子是说不清的。举凡河边的县城和大的集镇，少不了渡口的标配，大大小小的“磴口”，也少不了“板船汉”的身影。

过河是黄河两岸人的寻常事，谁也离不开渡船。反映在地方社火里，就是过年、过大小节气“闹红火”闹得凶。“跑旱船”的花样多，娘家新媳妇的扮角要“坐”花船，轮桨的照例是戴着卷边花斗笠的白须老者，紧划紧走，还忘不了卖一个避礁转船的“花格子腿”。“扎高跷”的表演出自什么样的生活原型尚不晓得，敢情是戏台子高我更高，来个场上场下打对垒，生旦净末丑一个也不少。至于那手上的扇子和手帕，其实是用来找平衡的，“长”有一双长腿好过河，但在锣鼓声里扭来扭去，还要些腰腿功夫。打腰鼓的队形变换，则带有关河之地尚武精神的外溢。在黄河岸边看“红火”，实在是很大的民间文化享受。

我不知北方的社火是怎么起源和传播的，但这里有魏武锣鼓，那里有威风锣鼓，确乎是黄河两岸的一大景。有一次到韩城的一个乡街上，见到过这样的场面，锣鼓声咚咚，震得人心向外跳，但又感到兴奋。接近潼关一带“老腔”流行的地方，那捧在唇边的“土埙”，发出的低徊哀怨声，传达的是另一种关于昔日谋生的艰难与含蓄。

黄河边的民间文化土壤是很肥沃的。从上游地区的“花儿与少年”、草原上的长调、大青山里的“蛮汉调”、陕北塬上的“信天游”，再到秦晋峡谷里99道弯的船歌，都伴着黄河流水的和声，在时缓时急的抑扬顿挫里，抒写黄河人的生活。一路看到的窑洞剪纸、窗花、编艺乃至陶艺，也都带着黄河的曲线与色彩，让人从中看到民间艺术的原生态。我从渭南去韩城，一路上也闻到了黄河民间艺术的泥土气，尤其在从渭南澄城到韩城的路上，感触更深。过澄城，是因为那里的北洛水吸引着我。北洛水从陕北横山区的白于山流来，在黄土高原上蜿蜒。我在这儿还看到一个正在整理开发的尧头窑文化旅游生态园，足有400年历史。进得一方院落，有很大的洗泥引水池和搅泥池。搅好的泥，细得像一团揉好的面，一位师傅在飞转的木轮上用五指捏塑着陶胎，这是在检验泥质的柔韧度合不合标准。从院落高台出去，是一段高低弯曲的崖沟路，许多完整的窑口迤逦排列，长有三四里，有的已经熄火，有的还在烧制陶品。

人们一说陶瓷，就是几大官窑，殊不知这里的“庄稼汉”和“板船汉”更喜欢耐用、沉稳且美观大方的民用陶用品。这古窑也有黄河的性格，该显的显，该露的露，是一个活着的民间陶瓷艺术集中地。购了一只小陶瓷碗留纪念，在我眼里，它并不比宋代油滴建盏的品位低多少。

看过澄城的尧头窑文化旅游生态园，终于来到心仪已久的韩城。在韩城，主要关注三件事：一个是司马迁年轻时代留下的印痕，一个是八路军东渡黄河的足印，另一个就是韩城的民间文化传统。

先说韩城的民间文化传统。论其丰富性，在整个黄河峡谷里，可以说是集大成且有独创性。南原的“百面锣鼓”、北原的“挎鼓子”，由来已久。听一位年近90高龄的民间玩家讲，“百面锣鼓”在每年元宵节摆开，鼓点打法至少有4种，一个村里就有3个鼓社，相互比着来。

韩城的秧歌更有特色，说是脱胎于元明杂剧的套曲，唱舞分开，有丑有旦，其实是一种田头小戏，在麦收前最红火热闹。韩城的社火和唢呐也很有名气，他们管唢呐艺人叫“响子”“龟兹”。社火里的“耍神楼”“抬芯”“背芯”，也要配锣鼓，要比“高跷”更好看些。

韩城的文化积淀也表现在民居建筑中，比如县城东北的党家村，有近700年的建村历史，100多套四合院民居保存完好，街道呈井字形或丁字形，有城堡、牌坊、哨楼和风水塔，被列入“国际传统民居研究项目”。韩城的老城区古旧整齐，有些年代久远的老建筑已修整一新，也有些古建需要在修旧如旧中复建。拆下的木石构件整齐地列在街巷两侧，有些一看就很有文物价值，但没有多少人看守，也没人随意去动，让人感慨韩城人的淳朴。

韩城也有龙门，史载秦仲少子康受封于梁山，是为梁伯，战国时期分别为晋、魏、秦地，汉属内史郡，晋代属华山郡，隋初定名韩城，也曾被称为夏阳、韩原、祯州、同州，最终还是叫韩城。1948年韩城解放，1961年恢复原建制，属于渭南市。历史上韩城一直是秦晋之间的通道，有一段千米长的古道经过司马迁的故乡芝川。

芝川镇在韩城南部，在镇东南的一道山岗上，有司马迁祠和墓，内有青铜塑像、祭祀大道、广场和碑林，还有“史记博览中心”，是国家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建于晋代永嘉四年即公元310年。墓园依山而建，庄严肃穆。拾级而上，坡前是写有“汉太史司马祠”的倚石大门，红黑彩石铺就的石径向着山顶延伸，石径有一些弧度，径旁是红黑彩石的护坡，坡上则是石柱，有一木牌坊，正面题有“高山仰止”，背面是“既景乃冈”，出自《诗经》。周围可见梁山、象山、谷山、龙门山和中条山侧影。过了木牌坊又见牌楼，上写“河山之阳”，出自太史公自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里生活到19岁。登上祠墓所在山顶，东望黄河，西眺梁山，南瞰魏长城，北观芝水，江山形胜尽收眼底。祠堂是祠，不闻香火气，但闻书香气，有太史公长脸方须的塑像。现在耸立山顶的青铜立像，也是长须飘然的神形。司马祠后就是高2米5、径围5米的太史公长眠墓冢。冢上有一株五干分支的柏树，苍翠欲滴，后人希望太史公文脉长传，谓之“五子登科柏”，很多学子在临考前到这里祈愿。古柏相传是晋汉阳太守殷济在永嘉四年首次修墓所植，年代久远。现在坟上的柏树，可能是明代复植的，周围还有一些幼柏，是近人栽种的。墓碑是清人毕沅题写的，庙中有《汉太史公世系碑》和阴刻的《司马庙全图》。宋代宣和年间和靖康年间大修司马祠，历代乡人多次集资。1957年由政府重修，1978年又将在原地无法复建的禹王庙移建在附近。太史公墓与禹王庙比邻，还是很相宜的。

祠里有66块碑文，宋代太常博士韩城县令李奎有首五言表达了对司马迁遭际的不平，“生在龙门境，葬临韩奕坡。荒祠邻后土，孤冢压黄河。澽水愁声远，梁山惨色多。一言遭显戮，将奈汉君何”。也就是说，太史公死后并没有及时归葬，新莽朝时遗骨才归乡。1958年郭沫若也有题诗，“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对司马迁最中肯的评价，是鲁迅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祠所在地芝川的风水不错。八路军东渡黄河的渡口就在芝川镇，地点在离司马迁祠不远的凤凰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双十二事变”后，在三原和泾阳改编为八路军，3万人马集结在芝川。渡河后的第一仗就是粉碎日寇不可战胜神话的“平型关大捷”。

八路军为什么要从这里渡河？一是离改编地点比较近，便于集结；二是这里有一定群众基础，附近的范家庄在1927年10月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党支部；三是河流平稳，适于大规模船渡，可以迅速穿插敌后。

从司马迁祠出来，直奔芝川渡口。那里的渡口滩上原有船头型的纪念碑，1995年全国少工委竖起更大的纪念碑，高12米、宽12米，三柱风帆象征着八路军的三大主力——第115师、第120师和第129师。景区周围的树苗已经长起，滩上到是处绿油油的苜蓿草。在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纪念馆里，还见到了一只当年东渡使用过的小铁船。在韩城的几天里，顺着国道去黄河边，朝禹门口方向走去。这里的黄河湿地有1万多公顷，天宽地阔，北面高的是梁山，西边的坡地有大片花椒林。韩城与河津隔河相望，从韩城和河津开始，黄河进入宽河道，在山西永济又开始变窄。永济在南中条山五老峰下，有蒲州古城，有《西厢记》里的普救寺，黄河岸边还有一座镇河的大铁牛，更有王之涣曾登临的鹳雀楼。至此，黄河进入山西芮城县的风陵渡，迎来了第四个大拐弯。